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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均衡汇率与制度转换相关问题研究 Study of RMB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System and System Switch 报告人: 吕 剑 学 校:南开大学金融系. 人民币均衡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一、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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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均衡汇率与制度转换相关问题研究 Study of RMB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System and System Switch 报告人: 吕 剑 学 校:南开大学金融系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人民币均衡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增长较快,尤其是2006年,顺差总额达到1775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加755亿美元。其实,贸易顺差并不是越多越好,巨额贸易顺差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如外汇储备的膨胀,与贸易伙伴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加大,国内经济通货膨胀风险的增加等。当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我国巨额贸易顺差反映的是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给人民币施加了巨大的升值压力。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力争在今年缓解贸易顺差问题,处理好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我们主要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错位这两个汇率变量。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工农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也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要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错位这两个汇率变量。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工农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也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因此,我们试图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错位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进、出口对这些变量的动态调整功能,实际汇率错位与净出口之间的关系等,为解决我国巨额贸易顺差问题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们试图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错位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进、出口对这些变量的动态调整功能,实际汇率错位与净出口之间的关系等,为解决我国巨额贸易顺差问题找到最有效的方法。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二、文献综述 从大量的国外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实际汇率及其错位会对一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Cerra & Dayal-Gulati(1999)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反应越来越富有弹性。Edwards(1989),Cottni, Cavallo & Khan(1990),Ghura & Grennes(1993),Daniel H.Pick & Thomas L. Vollrath(1994),Ofair Razin & Susan M(1997),Domac & Shabsigh (1999),Gue Dae Cho, MinKyoung Kim, Edwin Sun, Hyun Jin & Won W. Koo(2003)均发现汇率错位对进、出口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谢建国、陈漓高(2002),许和连、秘明勇(2002),殷德生(2004),沈国兵(2004),任兆璋(2004),欧元明(2005),唐国兴、徐剑刚(2003),李广众、Lan P.Voon(2004),吴丽华、王锋(2006)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国内外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即从理论上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涉及到二元经济结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文献寥寥无几。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概念,他们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是促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石磊(2002),郭克莎(2004),笔者(2006)构建模型,发现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控制变量均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模型可靠稳定。国内外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即从理论上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涉及到二元经济结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文献寥寥无几。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概念,他们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是促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石磊(2002),郭克莎(2004),笔者(2006)构建模型,发现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控制变量均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模型可靠稳定。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三、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依据三、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依据 (一)实际汇率及其错位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依据 从理论上来说,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有较强的相关性。由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本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影响产品的价格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影响商品进、出口。实际有效汇率下降,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形成进出口贸易顺差。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形成进出口贸易逆差。另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我国进出口的调整可能存在明显的“J曲线效应”。一国货币贬值或升值后,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贸易收支状况的变化,呈现出J形。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实际汇率错位是根据实际有效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汇率之间的差异计算出来的。其中,长期均衡汇率是能够使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实现均衡,对进、出口没有特别的鼓励或限制措施下的汇率水平。因此,本文借鉴Edwards(1989)模型估算出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水平。通过考察贸易条件、技术进步、政府消费、开放度四个变量,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变量,采用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作为其代理变量,来计算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水平。实际汇率错位是根据实际有效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汇率之间的差异计算出来的。其中,长期均衡汇率是能够使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实现均衡,对进、出口没有特别的鼓励或限制措施下的汇率水平。因此,本文借鉴Edwards(1989)模型估算出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水平。通过考察贸易条件、技术进步、政府消费、开放度四个变量,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变量,采用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作为其代理变量,来计算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水平。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然后,通过运用H-P滤波方法,对这五个变量进行平滑,以提取长期趋势成份,再将这些变量的长期均衡值代入人民币均衡汇率方程式(上式)中得到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水平。最后,通过对比人民币实际汇率与长期均衡汇率,计算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幅度。错位幅度的计算公式为:然后,通过运用H-P滤波方法,对这五个变量进行平滑,以提取长期趋势成份,再将这些变量的长期均衡值代入人民币均衡汇率方程式(上式)中得到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水平。最后,通过对比人民币实际汇率与长期均衡汇率,计算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幅度。错位幅度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汇率错位是正数时表示高估,汇率错位是负数时表示低估。实际汇率低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大,越有利于出口,从而形成贸易顺差。实际汇率高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小,越有利于进口,从而形成贸易逆差。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二)二元经济结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依据(二)二元经济结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依据 在如今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独立于其它国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同样受到国际经济联系的重大影响。一国产业结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会持续、深刻地影响着其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反过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可以更好地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二元经济结构对国内产业和市场来说都是某种形式的扭曲,这种扭曲程度越高对国内产业和进出口效率影响越大。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对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低。这种显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促使城市的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完全配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当国内的有效需求无法满足供给需要,大量的产品就只有在国际市场销售,会带来贸易顺差的结果。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对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低。这种显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促使城市的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完全配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当国内的有效需求无法满足供给需要,大量的产品就只有在国际市场销售,会带来贸易顺差的结果。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因此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二元经济结构,即不完全的市场和扭曲的生产要素结构所致,而并非完全由汇率政策所致。二元经济结构下产生出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低廉的生产成本,可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在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自然会带来贸易顺差。今后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这种顺差的现象还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二元经济结构,即不完全的市场和扭曲的生产要素结构所致,而并非完全由汇率政策所致。二元经济结构下产生出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低廉的生产成本,可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在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自然会带来贸易顺差。今后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这种顺差的现象还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四、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四、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Eviews 5.0软件。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其次,做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REER模型设定较为理想。其次,做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REER模型设定较为理想。 再次,通过运用H-P滤波方法,对这五个变量进行平滑,以提取长期趋势成份。再将这些变量的长期均衡值代入人民币均衡汇率方程式中得到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水平。 最后,通过(3)式,对比人民币实际汇率与长期均衡汇率,计算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水平。结果见表2。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二)二元经济结构、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二)二元经济结构、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 贸易影响模型的构建 模型左边是因变量——出口和进口。模型右边是一系列的解释变量,分别是:二元经济结构,即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人民币实际汇率;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控制变量本国GDP和外国加权GDP。一般假设外国国民收入会对本国出口产生正面促进作用,而对本国进口不存在显著影响。本国国民收入会对本国进口产生正面促进作用,而对本国出口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在构建进、出口需求模型时,对于出口需求方程,加入外国国民收入作为控制变量;而对于进口需求方程估计时,加入本国国民收入作为控制变量。进、出口需求模型的形式如下: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三)二元经济结构、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三)二元经济结构、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其中原假设是变量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结果见表3。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2.协整检验分析 接下来,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因为对各变量已取过对数,所以消除了异方差。另外,根据Klein判别法,任意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可决系数,所以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第一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做静态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从上式可以看出,出口与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汇率错位和外国加权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进口与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和本国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从上式可以看出,出口与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汇率错位和外国加权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进口与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和本国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二元经济结构对出口和进口的估计系数分别为8.7101和6.4466,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每增加1%,即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每增加1%,会引起出口增加8.7101%,引起进口增加6.4466%。与理论相符,即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出口持续增加,形成贸易顺差的最主要的原因。 实际汇率错位对出口和进口的估计系数分别为-1.2796和-0.3550,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程度不大,表明实际汇率错位对进、出口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与外国相关文献相符。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每增加1%,会引起出口减少1.2796%,引起进口减少0.3550%。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实际有效汇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这样得到的回归方程拟合度更高。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的估计系数为1.9942,表明人民币贬值与出口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民币每贬值1%,会促进出口增加1.9942%,与理论相符。但是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t检验值为1.83),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的影响微乎其微,与理论相悖。分析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的进口商品多为资本密集型,其知识、技术附加值较高。由于受这类商品国内供给不足和受技术、设备条件的约束,限制了我国进口企业的议价能力。第二,我国企业对于实际汇率并不敏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口需求,使得进口需求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反应不敏感。实际有效汇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这样得到的回归方程拟合度更高。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的估计系数为1.9942,表明人民币贬值与出口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民币每贬值1%,会促进出口增加1.9942%,与理论相符。但是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t检验值为1.83),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的影响微乎其微,与理论相悖。分析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的进口商品多为资本密集型,其知识、技术附加值较高。由于受这类商品国内供给不足和受技术、设备条件的约束,限制了我国进口企业的议价能力。第二,我国企业对于实际汇率并不敏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口需求,使得进口需求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反应不敏感。 外国加权GDP对出口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系数为6.6353,而国内GDP对进口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系数为2.5265,这两个变量分别对于进、出口而言,都是显著性很强的变量。表明外国国民收入对本国出口会产生正面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外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会促进出口增加6.6353%;本国国民收入对本国进口会产生正面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本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会促进进口增加2.5265%。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第二步,对E-G两步法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各项标准检验,包括平稳性、异方差、条件异方差和正态性等各项检验。首先,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考察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也就是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结果见表4。第二步,对E-G两步法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各项标准检验,包括平稳性、异方差、条件异方差和正态性等各项检验。首先,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考察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也就是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1%的置信水平下,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也就是说这个回归方程不是伪回归。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其次,运用White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异方差,结果见表5。其次,运用White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异方差,结果见表5。 表5的结果表明,各个模型的值均大于0.05,接受原假设,说明(6)和(7)式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再次,运用条件异方差ARCH-LM检验该模型的残差是否含有效应。见表6。再次,运用条件异方差ARCH-LM检验该模型的残差是否含有效应。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各个模型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05,接受原假设,说明(6)和(7)式的残差序列均不存在ARCH效应。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最后,进行JB正态性检验。结果见表7。 表7的结果表明,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6)和(7)式分布均为正态分布。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3.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根据格兰杰定理,有长期均衡关系的两个变量在短期内也会出现失衡,因此,可以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这种短期失衡加以纠正,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从(8)和(9)式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 0.1436和- 0.2657,小括号内是标准误差,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符合修正机制,是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变动“负反馈”的调整机制,反映了系统本身对偏离长期均衡的动态调整功能。(8)和(9)式表明进、出口对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等变量具有自我修正的动态机制,它们的短期波动导致进、出口的波动,但受长期均衡机制的影响,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的反向调整,使得其一定会回归到长期均衡路径。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绝对值越大,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越大,系统自我修正功能就越强。(8)式中出口的误差弹性系数为- 0.1436,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出口将以-0.143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9)式中进口的误差弹性系数为-0.2657,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进口将以-0.2657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因此,进口比出口有更强的自我修正功能。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4.Logit 模型分析 我们运用Logit模型,将进、出口贸易的差额作为二元离散变量,分为净进口(贸易逆差)和净出口(贸易顺差)两种状态,若为净出口则赋值为0;若为净进口则赋值为1,从概率统计的新视角进行了分析。将这个二元离散变量与二元经济结构(DAI )、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MIS )联合进行回归检验,得到模型的的表达式是: 因此,模型的概率模型为: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从图1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可以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从1980-1985年的高估、1986-1995年的低估、1996-2002年的高估和2003年至今的低估。净出口概率的折线图与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柱状图的方向对应相反: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小;实际汇率低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大。从图1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可以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从1980-1985年的高估、1986-1995年的低估、1996-2002年的高估和2003年至今的低估。净出口概率的折线图与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柱状图的方向对应相反: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小;实际汇率低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大。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具体来说,从1980-1985年,人民币出现了持续的高估,即存在贬值压力,净出口的概率都在5.38%以下。其中,在1983年汇率高估达到14.57%的条件下,净出口的概率只有0.04%。从1986-1995年,人民币出现了持续的低估,即存在升值压力,出现了严重的内外不均衡,净出口的概率均在88.34%以上。尤其在1988年汇率低估幅度最大的时候,净出口的概率是99.99%,贸易顺差。从1996-2002年,人民币又出现了持续的高估,即存在贬值压力,净出口的概率在7.42%以下。说明汇率的持续高估不利于贸易顺差,尤其是在1998年汇率高估达到15.30%的水平下,净出口概率只有0.03%。从2003年以来,人民币又出现了低估,而且低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即人民币存在着升值压力,净出口的概率随之也开始逐年上升,净出口概率从83.95%上升到99.63%。说明人民币低估,即存在升值压力,有利于维持贸易顺差。总体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小,越易形成贸易逆差;实际汇率低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大,越易形成贸易顺差。具体来说,从1980-1985年,人民币出现了持续的高估,即存在贬值压力,净出口的概率都在5.38%以下。其中,在1983年汇率高估达到14.57%的条件下,净出口的概率只有0.04%。从1986-1995年,人民币出现了持续的低估,即存在升值压力,出现了严重的内外不均衡,净出口的概率均在88.34%以上。尤其在1988年汇率低估幅度最大的时候,净出口的概率是99.99%,贸易顺差。从1996-2002年,人民币又出现了持续的高估,即存在贬值压力,净出口的概率在7.42%以下。说明汇率的持续高估不利于贸易顺差,尤其是在1998年汇率高估达到15.30%的水平下,净出口概率只有0.03%。从2003年以来,人民币又出现了低估,而且低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即人民币存在着升值压力,净出口的概率随之也开始逐年上升,净出口概率从83.95%上升到99.63%。说明人民币低估,即存在升值压力,有利于维持贸易顺差。总体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小,越易形成贸易逆差;实际汇率低估幅度越大,净出口的概率越大,越易形成贸易顺差。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基于汇率错位视角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研究一、引 言 汇率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汇率错位(misalignment)是指实际汇率水平偏离了长期均衡水平,表现为汇率的升值或贬值压力。汇率错位对国民经济、对外贸易和就业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汇率制度转换(transition)是指一国的汇率制度根据宏观经济因素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和转变的动态过程,主要通过对样本国家历年一系列经济、金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汇率制度在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规律性的问题和现象。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回顾过去的几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总体来说是合理、稳定的,汇率水平也维持了基本稳定。但是不可否认,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是经常发生的,如在1998年和2003年巨大的贬值和升值压力成为了当时摆在我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难题。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次汇率制度的调整有着深远的意义。回顾过去的几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总体来说是合理、稳定的,汇率水平也维持了基本稳定。但是不可否认,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是经常发生的,如在1998年和2003年巨大的贬值和升值压力成为了当时摆在我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难题。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次汇率制度的调整有着深远的意义。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因此,我们基于汇率错位的视角,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东南亚6国汇率错位幅度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转换概率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基于汇率错位的视角,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东南亚6国汇率错位幅度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转换概率进行研究。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二、文献综述 Cottni, Cavallo & Khan(1990); Daniel H.Pick & Thomas L. Vollrath(1994); Ofair Razin & Susan M. Collins(1997); Gue Dae Cho, MinKyoung Kim, Edwin Sun, Hyun Jin & Won W. Koo(2003)分别以不同的国家为研究样本,计算出了各国的汇率错位水平,并对汇率错位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 对于我国来说,张晓朴(2001); 林伯强(2002); 唐国兴和徐剑刚(2003); 李广众和Lan P.Voon(2004); 施建淮和余海丰(2005); 吴丽华和王锋(2005)计算出了人民币汇率错位水平,并对其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 但是,关于汇率错位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涉及到汇率制度转换的研究。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关于汇率制度转换的相关文献综述。Klein & Marion(1994);Collins(1995);Eichengreen & Masson(1998);Frankel(1999);Edwards(2000);Paul Masson(2000);Gabriela Mundaca(2000);Sergio,Rebelo& Vegh(2002);王爱俭(2004); 储幼阳(2006)。但是,关于汇率制度转换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涉及到汇率错位这个重要因素。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综上所述,研究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之间关系的文献寥寥无几。除Klein & Marion(1994)和Collins(1995)两篇文献中涉及到汇率错位这个因素外,其他的研究文献很少涉及这个因素。我们认为,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于东南亚6国来说,无论是在钉住汇率制下还是浮动汇率制下,由于存在贸易和资本管制,汇率错位都可能经常发生(特别是在钉住汇率制度比浮动汇率制度下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汇率错位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发汇率制度的转换。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基于汇率错位的视角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这个新视角对汇率制度转换概率进行经验分析,而且可以避免导致省略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即计量模型的设定失误(specification error)。因此,我们将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联合进行考察,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转换概率进行分析。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三、计量模型、数据与变量度量 我们采取二元Logit模型,对汇率错位幅度与汇率制度转换的关系进行考察。该模型是McFadden于1973年首次提出,其采用的是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其形式是 表示汇率错位幅度, 表示汇率制度发生转换的概率。将被解释变量汇率制度转换作为一个二元离散变量,分为两种状态,分别是发生转换和不发生转换。如果发生转换,赋值为1;如果不发生转换,赋值为0。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我们选取了东南亚6国作为研究样本,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各国从1980-2004年汇率制度的类型见附录1,资料来源于Levy Yeyati & Sturzenegger (2005)的研究成果。 根据附录1,我们分别统计出东亚6国汇率制度发生转换的方向。如果发生转换,赋值为1;如果不发生转换,赋值为0。结果见附录2。实际汇率的数据来源于《EIU Country data》数据库。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根据Klein and Marion(1994),Collins(1995)的研究成果,开放度、贸易条件和通货膨胀率同样是影响汇率制度发生转换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将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同参与回归检验。数据同样来源于《EIU Country data》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Klein M. and N. Marion(1994), Explaining the duration of exchange rate peg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54,(2):387-404 Susan M. Collins(1995), On becoming more flexible: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51:117-138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四、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二元Logit模型回归检验,我们得到结果如表1。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接下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为4时,检验结果拒绝了“汇率错位不是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没有拒绝“汇率制度转换概率不是汇率错位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见表2),说明汇率错位是汇率制度转换的原因,而汇率制度转换不是汇率错位的原因。接下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为4时,检验结果拒绝了“汇率错位不是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没有拒绝“汇率制度转换概率不是汇率错位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见表2),说明汇率错位是汇率制度转换的原因,而汇率制度转换不是汇率错位的原因。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从表2和图2中可以看出,东南亚6国汇率错位幅度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汇率错位幅度越大,汇率制度转换的概率越大;汇率错位幅度越小,汇率制度转换的概率越小。因此,得出结论,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汇率制度的稳定性有很强的关系。从表2和图2中可以看出,东南亚6国汇率错位幅度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汇率错位幅度越大,汇率制度转换的概率越大;汇率错位幅度越小,汇率制度转换的概率越小。因此,得出结论,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汇率制度的稳定性有很强的关系。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相似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进出口总值占到了GDP的40%以上,通货膨胀率相对比较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比较高,而且普遍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优势产业雷同,鼓励吸收外资政策,长时期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相似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进出口总值占到了GDP的40%以上,通货膨胀率相对比较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比较高,而且普遍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优势产业雷同,鼓励吸收外资政策,长时期实行钉住汇率制度。 可以看出,我国基本国情与东南亚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考虑到国情的相似,尤其是实施汇率制度的基本一致性,模型同样适用于我国的经验分析。接下来,将我国从1980-2006年各个变量的数据分别代入到模型式(4)中,即可得出我国在每年发生汇率制度转换的概率(见表3),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当前是否应该进行转换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
接下来,对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做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为5时,检验结果拒绝了“汇率错位不是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没有拒绝“汇率制度转换概率不是汇率错位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见表4),说明人民币汇率错位是汇率制度转换的原因,反之不然。接下来,对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汇率错位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做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为5时,检验结果拒绝了“汇率错位不是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没有拒绝“汇率制度转换概率不是汇率错位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见表4),说明人民币汇率错位是汇率制度转换的原因,反之不然。 “博士论金融”系列学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