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與外交雙重危機下的制度變遷

內政與外交雙重危機下的制度變遷 邱澎生（2013/03/13）

流民與動亂：15世紀各類民眾起事 • （一）正統、景泰年間：1. 正統12年(1447)9月，浙江處州慶元礦徒葉宗留之亂；2.正統13年(1448)2月，福建沙縣佃農鄧茂七（鏟平王）之亂；3.正統13年(1448)9月，廣東南海縣海商黃蕭養（山海盜）之亂；4.景泰7年(1456)廣西大藤峽瑤族、壯族、傣族之亂 • （二）天順、成化年間：荊襄流民 • （三）正德年間：1.正德4年(1509)12月，四川保安縣農民藍廷瑞、鄢本恕（括地王）、廖惠（掃地王）之亂；2.正德5年(1510)10月，河北霸縣農民劉六、劉七之亂；3.正德12年江西南贛地區農民起事 • 《明史新編》第5章〈正統到正德年間的社會變遷〉

內政危機下的制度改革 • 一、隆慶、萬曆初年的政治與軍事改革：整頓吏治，萬曆元年(1573)修訂更嚴格的「考成法」；邊防軍事改革 • 二、嘉、隆、萬的財政改革：1. 清理田賦與清丈土地 2. 一條鞭法徭役改革 • 《明史新編》第6章〈從政歸內閣到朋黨樹立〉第3節〈張居正改革與一條鞭法〉頁223-

賦役黃冊與里甲制度 • 《諸司職掌》戶部〈民科‧戶口〉：「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仍令復業」 • 《大明律》〈戶律〉編〈戶役〉章〈人戶以籍為定〉條：「凡軍、民、驛、竈、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籍為定。若詐冒脫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脫免，及變亂板籍者，罪同…」

清丈田畝與一條鞭法 • 嘉靖、隆慶年間，許多地區做為田賦與徭役根據的魚鱗圖冊與黃冊，都已廢棄不用。不少地區的土地兼併現象也更加嚴重，政府實際掌握的人丁、田地數量大幅下降。有志之士開始努力改革，改革焦點逐漸集中在清丈土地與推行一條鞭法兩方面 • 嘉靖9年(1530)桂萼建請清丈土地核實田賦，此後直至嘉靖末年、隆慶初年，陸續在江西、河南、江南、安徽都有官員推動清丈 • 嘉靖9、10年間，桂萼、傅漢臣與梁材提出一條鞭法的徭役改革，此後即陸續有各地官員推行

一條鞭法：整併差役，改徵白銀 • 「將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各州縣丁糧統於一府，各府丁糧總於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遠遵行」（《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賦役部〉） • 「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派募…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條鞭」（《明史》〈食貨志二〉

何以用銀不用銅？ • 元至正21年(1361)吳國公朱元璋在南京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銅錢，洪武元年鑄「洪武通寶」。洪武8年(1375)改行「大明寶鈔」，以為民間「去鼓鑄之害」，永樂、宣德曾鑄錢，但皆不成功，但民間仍流通各種「私錢」成化元年(1465)承認銅錢可以繳納鈔關稅項，但私鑄銅錢問題越益嚴重，政府銅錢無法流通。成化末年，已是「各處有司，（寶鈔與銅錢）廢格不用，一切徵銀」（明孝宗實錄，成化23年11月庚子） • 張瑞威〈一條鞭法的開端：論明憲宗一朝的貨幣政策〉(2007)

北虜南倭：16、17世紀的外交危機 • 朝貢互市制度下的「北虜南倭」外交危機： • 一、北虜：1. 北方茶、馬貿易下的蒙古侵擾；2.東北地區貂皮、人參與綢緞、棉布交易下的女真人興起 • 二、南倭：1. 嘉靖年間倭寇擴大侵擾； 2.萬曆年間豐臣秀吉入侵朝鮮與明朝馳援交涉； 3.亞洲既有海商/海盜，加上萄、西、荷的「暴力經濟學」（《貿易打造的世界》）

「北虜」中的蒙古諸部興衰 • 土木堡之變（正統14年,1449），明英宗雖遭俘，但因于謙主持京城保衛戰，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退回塞外，送回英宗而遭景宗軟禁 • 景泰6年(1455)，也先遭刺死，瓦剌勢衰。韃靼部興起，統一河套地區，達延汗（小王子）於弘治14年(1501)領導蒙古各部落，此下直至正德、嘉靖初年，屢屢攻入中國北方邊區。小王子死，蒙古一度分裂。但嘉靖中期，小王子的孫子俺答汗再次統一各部，嚴重威脅中國；嘉靖29年(1550)攻入北京近郊，擄掠嚴重，史稱「庚戌之變」。終嘉靖朝，問題皆未解決。隆慶初年情勢稍緩，隆慶5年(1571)雙方議和

南倭：內因與外因（貢舶/商舶/寇舶） （內）1. 海防的漸趨鬆弛：「國初防海，規劃至為精密…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於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是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列（烈）港、峿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處」（唐順之《荊川先生外集》卷2〈三沙賊遯疏〉）。2. 鄭和下西洋的民間效應：「華人習知東夷金寶之饒」（黃俁卿《倭患考原》頁316）（外）1. 倭寇長期侵擾：由元末明初、嘉靖到萬曆的長時段；由沿海各地突襲到集中掠奪福建與江、浙精華區（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 1934）。15世紀後期，為日本的戰國時代，部份領主支持「海盜」活動。2. 1520-1567年，東亞海商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登貢舶而來，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舶，皆貧與為惡者也」（鄭若曾《籌海圖編》）

常防劫奪：由海商而海盜 嘉靖初年的1520年代，政府雖加強打擊閩、浙兩省干犯海禁者，但卻走私規模更大，嘉靖26年 (1547)派朱紈整治嚴禁，結果「倭夷」問題在嘉靖 30年代(1550s)轉趨激烈（鄭樑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五)》頁160）寧波府定海縣雙嶼、漳州府海澄縣月港，成為十六世紀中國規模最大的兩個海貿走私基地（陳文石《明洪武嘉靖間的海禁政策》頁128）明朝人的分析： 1. 「海商初不為盜，然盜從海商起，何也？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驍悍而善戰者，蓄於舟中」（鄭若曾《籌海圖編》卷11）。 2. 「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眾為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奸商猾民，瞷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明經世文編》卷332〈倭志〉）

朱紈故事：嚴禁派的登場與受挫 嘉靖26-28年（1547-1549），朱紈整治海寇與閩浙士民「通番」的「悲壯」故事：受壓力而辭職，後又有御史彈劾「擅殺無辜」入獄，飲鴆自殺。《明史》〈朱紈傳〉悼詞：「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朱紈「農本主義」的社會理想（山崎岳〈巡撫朱紈與嘉靖「海寇」〉,《日本東方學》1輯）浙江巡撫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朱紈：「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甓餘雜著》）→朱紈與林希元的政治角力

倭寇/海賊問題的加劇與平復 嘉靖31年（壬子, 1552），海盜與倭寇問題加劇，特別是「王直勾倭為亂」，海上武裝商販與「倭夷」大肆侵擾沿海各省，中國海盜集團「不下六、七十起」：蕭顯、許二、王直、徐海、許朝堅、洪迪珍、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皆其中著名者明政府「集兵四方，轉輸天下，募鄉勇，召豪俠，懸重賞，徵奇謀，調狼兵、苗兵，選用少林寺僧，搏戰二十餘年，始告平定」，共「殉難文臣29人、武官205人」（陳文石, 1966:159）結局：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局部開放海禁。萬曆初年(1570s) ，胡宗憲、俞大猷、譚綸、戚繼光剿平倭亂，林鳳逃至「西洋呂宋」後續：萬曆20,25年(1592, 1597)明朝兩次兵援朝鮮，協助抵抗豐臣秀吉日本侵略

取自：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網路課程」(http://jpkc.scnu.edu.cn/zggds/wlkc/ziliao/xingshitu/yuanqing.htm)取自：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網路課程」(http://jpkc.scnu.edu.cn/zggds/wlkc/ziliao/xingshitu/yuanqing.htm)

不由日本來的假倭寇 • 「賊半為漳州土人。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繫一大寺，命以金帛贖身。各限以數，不如數者，腰鋸解之」（引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 1934:121-122） → 《明代倭寇考略》(1957) • 「預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獲鄉官太守姚汝舟，刼其家眾，用千金贖還」（陳文石, 1966:160） • 真正倭寇「不過十之二、三」（陳文石，1966:160），但真倭的戰力則不可小看

血與錢：「倭寇」的殘酷故事 浙、閩受災嚴重，興化府城被占長達三個月，而江南城鎮菁華地帶，也是重災區：「犯蘇門，掠竟日，載輜重百餘舟」「硤（石）鎮值年節，男皆酣飲，婦皆粧飾，不虞寇至。燹忽四發，煙塵蔽天；經三宿，燼猶未熄，死水火者無算」「犯湖州市，大肆燬掠…殺人無算。城邊流血數十里，河內積貨滿千船」(引陳懋恒，1934:121-122)

殘酷的條件：蝴蝶陣與倭刀的登場 鄭若曾《籌海圖編》：「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手舞雙刀，刀長五尺餘，手腕運動，開鋒甚長。其刀飛舞，通身如雪，無間可擊」「倭法：左手持刃，挺而前；右手刃才數寸，人不虞其右也。近則舒之，長五六尺，削鐵如泥」；「我兵攢鎗刺之，賊斫一刀，十數鎗齊斷」（轉引陳懋恒，1934:125）

中國「奸民」與尖底船的加入 1.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故倭船過洋，必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載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鄭若曾《籌海圖編》） 2. 「寧、紹姦人，通同吏書，將起解錢糧物料，領出雙嶼賊船，私通貿易…往年夷使入貢，遨遊各姦之家，飲酒題詩，真同兄弟，中有不忍盡言者」(朱紈《甓餘雜著》)

西洋佛朗機加入「中日戰爭」 • 葡萄牙帆船抵達東亞(1510s)，耶穌會士赴日傳教(1543) • 日本仿製「佛朗機」，並於中國「測試」： • 「賊發佛朗機，誤中山巔…賊發佛朗機，又誤焚其火藥簏，賊遂不復舉火器」(《崑新合志稿》)

一代名將戚繼光 • 戚繼光（1528-1588），17歲承祖職任登州衛僉事，管屯田。嘉靖34至隆慶2年(1555-1568)，援浙、閩、粵，與倭八十餘戰，皆捷，「戚家軍」名聞天下。嘉靖38年(1559)在浙江義烏募礦工與農民，嚴格訓練 • 〈凱歌〉：「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 • 「予督兵過甌…時大雨如注，地方耆民懇請入人家避雨。予曰：千人露立，不從」（《止止堂集》頁313）

孤獨的將領？由征南倭到討北虜 • 嘉靖42年12月(1564.01)福建的仙遊戰役，戚繼光大敗倭軍，「日本各島來犯者至此才承認在中國的冒險沒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漸放棄繼續騷擾的念頭。剩下的海盜絕大多數已屬中國人，他們在浙江、福建一帶至此也難以存身，乃流竄到廣東境內」（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頁195） • 譚綸(1520-1577)積極支持戚繼光的募兵與訓練計劃，並推薦其擔任福建總兵 • 隆慶2年(1568)，戚繼光調北邊軍鎮，任薊州等處防務，修城牆、置火器、精練兵，達16年。萬曆10年(1582)張居正卒，朝臣彈劾，隔年調廣東總兵，再一年多罷官返鄉，萬曆15年冬(1588)過世

海禁爭議：嚴禁派的堅持 嚴禁派的根據 1. 法律：《大明律》〈兵律〉編〈關津〉章〈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匹、紬絹、絲錦，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 2.主要推理：危害國家/地方安全，以及貪污敗壞官箴。「官府抽分，公為貿易，遂使奸民數千，駕巨船，私置兵器，縱橫海上，勾引外夷，為害地方」（《明武宗實錄》卷113，正德九年(1514)六月丁酉）

弛禁派的主要理據 • 三項理據：1. 「夷夏」互通有無是市場需要，難以禁絕；2. 海商本可自保並清除「小寇」；3. 商與寇，兩害擇其輕 • 「備倭之法，防海之禁，斤斤明於國初。然寇未嘗絕，何也？夷夏有無之互以通也…凡商於海者，武具而力齊，雖有小寇，無所容於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私請，商市漸阻…乃有朱都御史紈之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鄭若曾《籌海圖編》卷11）

「海禁」的結構性難題 1. 地方貿易利益所在：「漳、潮乃濱海之地，廣、福人以四方客貨預藏於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用銀置買，不似西洋人載貨而來，換貨而去」（《武備志》卷214） 2. 「禁」其實就是不禁：「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佔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侔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勒不與值，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紈談之詳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2）

閩廣大家與總督巡撫的「有志一同」 • 沈德符約於1606年的評論：「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佔之地」 • 清康熙皇帝在1684年的評論：「上曰：向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嘗斷絕？凡議海上貿易不可行者，皆總督、巡撫自圖射利故也」（《清聖祖實錄》卷116, 康熙23（1684）年7月乙亥） •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採納塗澤民的建議，局部開放「海禁」（鄭樑生, 1997:168）

都是「國家安全」：海貿制度變革 • I.明前期(1368-1566)「海禁」時鬆時嚴(esp.1530-1560)+貢舶貿易 (for 國家安全)。 • II. 明後期（1567隆慶元年-1644）開放「海禁」(for借用商船武力協助平定海盜)。 • 參：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台北：2005）

軍費與財政需求下的鹽法改革 官專賣到商專賣；引法（明初繼承「開中制」）、票法（嘉靖8年,1529）到綱法（1617）萬曆45年（1617）兩淮鹽法道按察使袁世振獲准採行「綱法」，編定「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之「十字綱冊」，誕生了有資格寡占「根窩」的「綱商」或「總商」袁世振〈綱冊凡例〉：冊上無名者，不得「鑽入而與之爭鶩」；有名者，「得永永據為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徐泓，1977：309）

鹽凱子：揚州鹽商的發展與影響 全國11個鹽區：總商→散商（場商/垣商、水商、運商）參考：徐泓〈明代後期的鹽政改革與商專賣制度的建立〉《台大歷史學系學報》4（1977）：299-311 鹽商結交地方軍政大員，甚至日後招待康熙、乾隆多次「南巡」 →號稱「鹽凱子」徽州商人、山西/陝西商人長期聚集揚州，政府特為晉商、徽商子弟科舉應試專設「商籍」加速「士商相雜」與「品味區分」的現象；商人藏書家的出現

鑄錢以「賤銀」：新貨幣政策的擬成與中挫 • 隆慶3年(1569)3月，薊遼總督譚綸奏上〈理財疏〉：「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為錢法，增多其數，以濟夫銀之不及而後可」（《明經世文編》卷322頁13） • 張居正〈答閩撫龐惺庵（尚鵬）〉：「錢法原以足民，非為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為寶，則民用益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萬曆4年(1576)各省鑄錢，萬曆10年停鑄。 • 李樂：「鑄錢，便民行使，貧人受益，不可謂其無策，但地方自有錢處，則不必開局費事」（《續見聞雜記》卷10頁60） • 張瑞威〈足國與富民？江陵柄政下的直省鑄錢〉2005

內政與外交雙重危機下 的 制度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