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後期的登州港與東亞海域貿易網路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陳尚勝

1. 唐朝後期的登州港與東亞海域貿易網路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陳尚勝

2. 一、引　論 • 所謂“唐朝後期”，是指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統治時期。對於“安史之亂”，學術界已有很多研究，並達成了三個方面的共識：一是地方藩鎮的興起與唐朝中央權力的削弱；二是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三是唐朝人的思想由外向轉向內省。我還想在此基礎上提出第四個問題來討論：伴隨著地方藩鎮權力的上升，邊緣地區的藩鎮們是否會用手中的涉外權力進行涉外交往呢？那麼這種交往又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 • 西島定生先生对“東亞世界形成”問題的研究，曾提出“冊封體制”论，着力从漢字、律令制度、儒學和中國化的佛教等四个方面来解释東亞地區的形成（6至8世紀）。他还认为唐朝的滅亡則使“冊封體制”崩潰，東亞世界也轉變為10世紀以後所出現的以中國明州與日本博多之間為主體的“東亞貿易圈”。

3. 近年來，日本學者加强了对“东亚海域贸易”史 的研究。其中，田中俊明认为“東亞貿易圈”的形成時間应為9世紀，其理由是9世紀新羅國張保皋商人集團在唐、羅、日三國間所進行的貿易。 • 韓國學者尹載雲提出新羅在聖德王時期（702—737年）就已准許民間貿易，使新羅商人能夠直接從事唐羅日之間的貿易。他還認為，唐朝在開元年間設置“市舶使”，也意味著唐朝有了民間貿易政策。 • 我们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是，西島氏认为東亞地區從政治“冊封圈”演變為經濟“貿易圈”，其演變的內在原理是什么呢？而田中氏所提出的新羅商人張保皋之因素，但唐朝为何允许張保皋依靠登州唐罗日海域贸易？而韓國學者尹載雲所提出的唐朝设有“市舶使”，但它僅見於廣州，與登州港口無涉。所以，我们仍有必要研究唐朝後期登州港與東亞海域貿易網路的問題，以揭明登州港口兴起和東亞海域貿易網路形成的内在原理。

4. 二、唐朝封貢體制下的登州港 • 登州在漢代為東萊郡之地，在隋朝為牟州。唐初武德年間（618—626年），改牟州為登州。貞觀年間（627—649年），登州被廢並入萊州。武則天如意元年（692年），又從萊州分析而單獨立郡，轄牟平、黃、文登三縣，並以牟平為登州州治所在。登州所轄大體包括了今天煙臺市所屬的牟平、福山、棲霞、蓬萊、黃縣、長島和威海市所屬的榮城、文登、乳山等縣級市區。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年），黃縣改稱蓬萊，登州治所也從牟平移置於蓬萊。本文所討論的唐朝登州港，除登州州治所在地蓬萊港外，還包括登州所轄各縣之港口。

6. 賈耽所記的“登州出海道” • 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三百裏，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裏鎮二百裏。東傍海堧，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裏。乃南傍海堧，過烏牧島、浿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裏至鴨綠江口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裏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裏，乃小舫溯流東北三十裏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裏，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溯流二百裏，至神州。又陸行四百裏，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裏，至渤海王城。 （《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圓仁記載登州“城南有新羅館、渤海館”

7. 三、淄青鎮節度使控制下的登州貿易 • 平盧軍（駐劄營州，今遼寧朝陽） 761年 浮海 ——→ 青州 762年 侯希逸平盧淄青節度使 统领齊、淄、青、登、萊、密、沂、海等州 侯希逸765年因夜宿於城外→ 李懷玉 唐朝正式任命 李懷玉平卢淄青节度使 並賜他名为正已 平盧淄青節度使 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 檢校工部尚書 兼禦史大夫青州刺史 李正已→ 李納→李師古→ 李師道 自命屬官自定賦額 不向朝廷交納租稅 元和十四年（819年），李氏割據勢力被消滅。

8. “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已傳〉）“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已傳〉） • 《新唐書》記載，渤海國物產“俗所貴者”，有“率賓之馬。” • 營州馬市→登州馬市 • 後唐:“青州奏，黑水瓦兒部至登州賣馬。” • “應有海賊詃掠新羅良口，將到當管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者。伏以新羅國雖是外夷，常稟正朔，朝貢不絕，與內地無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賊掠賣，於理實難。先有制敕禁斷。緣當管久陷賊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複已來，道路無阻，遞相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敕，起今已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詃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禁斷。唐穆宗敕旨：宜依。” （《唐會要》卷八十六〈奴婢〉） • （長慶三年，823年），唐穆宗再次敕令：“不得買新羅人為奴婢，已在中國者即放其歸國。”

9. 開成元年（836年），淄青節度使奏： • “新羅、渤海將到熟銅，請不禁斷。是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780年）十月六日敕，諸錦罽、綾羅、轂繡、織成、細紬、絲布、犛牛尾、珍珠、銀、銅、鐵、奴婢等，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國人不合私與外國人交通買賣、婚娶來往。又舉取蕃客錢，以產業、奴婢為質者，重請禁之’。”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九〈互市〉） • 總結：淄青鎮節度使割據登州及其此後一段時期，登州的國際貿易三種特色商品：渤海名馬、新羅奴婢、渤海和新羅的熟銅。

10. 四、張保皋的登州基地與東亞海域貿易網路 “新羅人張寶皋、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皋年三十，年少十載，兄呼保皋。俱善鬥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複能沒海，履其地五十裏不噎。角其勇健，保皋差不及年。保皋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皋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 （杜牧：《樊川文集》卷六〈張寶皋鄭年傳〉） 唐朝文献中的“张宝皋”，在韩国史籍《三国史记》中为“张保皋”，又作“弓福”；日本史籍《续日本后纪》中则为“张宝高”。

12. “大唐賣物 使”（駐揚州与楚州） 崔暈，本為「清海鎮兵馬使」 「大唐賣物使崔兵馬司」（圓仁對他稱呼） “回易使”（駐博多）副將李忠揚圓 揚州→楚州（配備有至少六十余位海洋船員） →海州→密州（有造船廠和修船廠）→萊州嶗山港→登州乳山浦→登州赤山浦； 赤山浦→新羅西熊州（位於今韓國的忠清南道）海域 →南行至高移島（今韓國全羅南道荷衣島，補充淡水食物）→黃茅草島（日本小野勝年認為是今韓國全羅南道巨次群島中的鳥島或更東的孤草島） →鹿島（今日本福岡縣的一個小島） →博多港

15. 五、東亞海域貿易網路的變化與互市體制的興起五、東亞海域貿易網路的變化與互市體制的興起 • 張保皋時代結束後，登州港讓位於明州港。 • 直接原因：張保皋海上勢力崩潰後，新羅海盜對九州島的襲擊而造成日本對於新羅海商的不信任，使晚唐東亞海域貿易過程中的新羅仲介作用開始消失。 • 深層原因：唐後期登州港雖改前期單一封貢港口職能而成為主要貿易港口，還是由於唐後期權貴勢力在東亞海域貿易中發揮主導作用所致。無論是先前的淄青鎮節度使李正已祖孫三代勢力，還是稍後的新羅張保皋勢力，都帶有鮮明的權貴主導東亞海域貿易的烙印。 • 普通商人主導海洋貿易，會根據市場條件和自身的人文環境，來就便選擇自己出海港口及其航線。 • 明州港腹地周圍的豐富物資，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的進步，日本南海航路的开通。

16. 吳越政權積極經營對高麗和日本的海上貿易 • 宋朝在杭州、明州等地設立市舶司機構管理海洋貿易事務。 • 標誌着“互市體制”主導東亞海域貿易。 • “宋遼金疆宇分錯，敵國所產，各居其有，物滯而不流，人艱於所匱。於是特重互市之法，和則許之，戰則絕之。既以通貨，兼用善鄰，所立榷場，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易二國之所無。而權其稅入，亦有資於國用焉。” （《欽定續通典》卷十六〈食貨典·互市〉） • 以“互市”貿易作為華夷關系的主要模式，既可以使華夷經濟互惠，又不涉及華夷之間政治尊嚴的敏感問題；既可以給政府帶來稅收利益，又便利於民生從而減少社會矛盾。

17. 宋朝商船赴日本貿易的次數就有70次；而在1012-1192年間，宋朝商船前往高麗貿易的次數就達117次，僅其中記載具體人數的77次，共計商人就達4548人。宋朝商船赴日本貿易的次數就有70次；而在1012-1192年間，宋朝商船前往高麗貿易的次數就達117次，僅其中記載具體人數的77次，共計商人就達4548人。 • 元初專門遣人招撫蒲壽庚 • 元朝東亞貿易港口：太倉、上海、澉浦、慶元、杭州、福州、泉州。 • 日本學者藤家禮之助認為，“在整個鐮倉時代（按：是指1185-1333年間以鐮倉為政治中心的日本武家政權統治時期），我國與中國王朝沒有一次官方的邦交往來，但是在經濟上卻可以說幾乎完全納入了中國的經濟體制之中。” • 高麗漢語教科書：《老乞大》和《樸通事》 • 1975年夏在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道德島海域所發現的元朝沉船，包括陶瓷器、金屬器、香料等船貨和船員用品2萬3千多件（其中陶瓷器達20664件），以及28噸多的中國銅錢（包括唐、宋、遼、金、元、西夏等各朝銅錢）。

20. 六、總結：港口變遷與制度環境 • 唐朝登州港在東亞國際關係上的表現形態 唐朝前期：朝貢使團入境港 唐朝後期：國際貿易港 形成以登州港為主導的東亞海域貿易網路 • 東亞海域貿易網路形成的基本要素： • 一是要考察這些跨國往來者是否把“貿易”作為自己活動的主要目的 • 二是要考察東亞諸國王朝是否認可這種國際貿易的合法存在 • 三是要考察東亞海域是否形成比較固定的區間貿易港口和路線。

21. 唐昭宗光華四年（901年）三月十八日所立的牟平縣昆崳山無染院石碑碑文：唐昭宗光華四年（901年）三月十八日所立的牟平縣昆崳山無染院石碑碑文： 雞林金清押衙，家別扶桑，身來青社，貨遊鄞水，心向金田，舍青鳧擇郢匠之工，鑿白石豎竺幹之塔……竟舍珍財，同修真像，信明湘漢，志重牟尼。 • 在封建王朝時代，一個港口的命運，既受制于封建王朝的政治力量結構，也受制于封建王朝的海外交通模式，即是“封貢體制”還是“互市體制”。而在“互市體制”條件下，封建王朝的海洋政策雖然也能決定一個港口的興衰，但港口腹地的經濟狀況和航路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港口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