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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公羊传 》 导读. 陕西师范大学. 提纲. 一、 春秋、 《 春秋 》 、 《 春秋 》 传 二、 《 公羊传 》 与公羊学 三、 《 公羊传 》 及公羊学的主要观点 四、 《 公羊传 》 与公羊学研究的兴盛、传承 与再度复兴 五、 《 春秋公羊传 》 的版本 六、经典章节 七、学习 《 公羊传 》 的参考书目. 一、 春秋、 《 春秋 》 、 《 春秋 》 传. （一） 春秋 （二） 《 春秋 》 （三） 《 春秋 》 传. （一）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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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导读 陕西师范大学
提纲 • 一、 春秋、《春秋》、《春秋》传 • 二、《公羊传》与公羊学 • 三、《公羊传》及公羊学的主要观点 • 四、《公羊传》与公羊学研究的兴盛、传承 与再度复兴 • 五、《春秋公羊传》的版本 • 六、经典章节 • 七、学习《公羊传》的参考书目
一、 春秋、《春秋》、《春秋》传 • （一） 春秋 • （二）《春秋》 • （三）《春秋》传
（一）春秋 • “春秋”是时代名，因编年体鲁国国史《春秋》得名。《春秋》及其三传是了解春秋时代的重要典籍，了解春秋时代又是解读《春秋》及其三传的法门。然而至今，史学界对春秋时代的认识和见解仍不尽相同。这必然关涉对《春秋》及其三传的解读。因此，先将我们所认同的对春秋时代的看法说明一下。
春秋时代的断代 • 春秋始于周平王东迁，其截止年代说法不一，目前通用的起迄年代为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 ）
平王姬宜臼（前770—前720年，鲁孝公三十七年—鲁隐公三年）是申侯的外甥，申侯为宜臼争王位，联合犬戎杀了幽王。当时拥护平王的诸侯是申、许、郑、晋、秦等，而东方诸侯鲁、卫、齐等对平王得政及其东迁十分不满，于是王令不行。周王室独尊、诸侯并列的局面动摇，王权一步步衰弱，终至形成政由方伯的新形势，霸主相继登场。
霸前期 • 霸前期的特点，首先是王权衰微，无以号令诸侯。周平王崩，鲁隐公竟然不奔丧。周桓王（前719—前697年，鲁隐公四年—鲁桓公十五年）即位，则极力讨好东部诸侯中与周室最亲、最有地位的鲁国，十三年中竟然五次聘鲁，（此后至春秋末就只有僖公三十年、宣公十年两次）希望得到鲁国的支持。特点之二，诸侯国内乱，郑、鲁、晋、宋、陈、卫等国为夺君位，杀伐争斗此起彼伏，王室毫无控制能力。其三是诸侯灭国兼并连绵不断，华夏诸侯群龙无首，夷狄戎蛮乘机肆意侵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隐公四年》），中原大地烽火不断，王室亦无能为力。
霸政时期 • 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的局面不再。此时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尊王攘夷，扶危救困，取信于天下，从此进入霸政时期，周王室大权旁落。霸主在冠冕堂皇的尊王旗帜下，取代了天王号令诸侯的作用。比如，组织同盟国家立盟誓互不侵犯、协同处理国际争端、抑制裁决篡弑谋逆、组织联军平乱攘夷等等。在一百多年的霸政中，参与联盟的国家越来越多，范围逐渐扩大。齐桓公时，主要是东方诸国，齐、鲁、宋、陈、曹、许、卫等。晋文霸政时则发展到了西方诸国，戎狄渐次归附。后来，一直被称为荆蛮、南蛮的楚庄王、吴王阖闾亦成为诸夏霸主。然而尽管霸主有着一定的权威性，无奈诸侯国各怀异志，所以不断结盟也不断毁盟。
霸政衰微时期 • 春秋后期，“诸侯僭王室”又进而发展到“大夫僭诸侯”，各诸侯国内部的“大夫世袭”司空见惯。其后果必然是卿大夫宗族力量渐强，实力膨胀，逐步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权，就是这样，春秋终于进入了大夫以至陪臣执政时期。
春秋时代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初期阶段 • 这个变化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演进的初期阶段。西周诸侯的土地和奴隶是周天子分封的，受封者仅拥有“食其租税”的权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进入东周以后，王室权力衰弱，封建领主对受封土地“食其租税”的领有权向所有权转化，土地上的劳动者也随土地一起成为领主所有。促进这一形势变化的还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因素，那就是春秋初期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铁制耕具利于开垦荒地，“私田”渐广。这些变化使得天子“受民（劳动力）受疆土（生产资料）”无法维持，土地王有制向私有制过渡。《诗经·大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左传》中多次记载的贵族之间的土地纠纷，充分说明土地王有已解体，私人占有的局面已经是天子无法控制的了。
伴随各国私有土地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形成，氏族贵族制没落。郑国、晋国“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表明自由民增多，新兴地主阶级财产、势力膨胀，制法的必要性突出了。铸刑鼎，打破了贵族原有的特殊地位，正如《左传·昭公六年》所云，“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无论贵族还是新兴地主、平民，都要受这法的约束。封建宗法制下的与生俱来无可改变的身分地位，不再一成不变。战功可以使庶人、工商进为下级军官，从被统治阶级跻身统治阶级行列，战功也可以使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自由。这一切变化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春秋时代是国内战争频繁的时期 •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国内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仅据《春秋》所记载的军事行动，就多达四百八十余次。即使是国家之间的聘问、盟会等行为也多数与战争紧密相连。战争几乎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
周平王东迁之举不仅不能回避戎狄，反而使他们进一步向中原进逼，深入到了黄河流域，对中原诸侯国造成重大威胁。他们多次侵伐郑、卫、齐、晋、宋、鲁等国，甚至灭邢、温，亡卫。卫国因此而迁都楚丘，再迁至帝丘。齐桓公称霸，联合起诸侯才北败戎狄，南服荆楚。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秦国强大起来，诸夏与戎狄的战事减少，相融多于相伐。春秋时期更多的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的战争。诸侯兼并，西周就已经发生，武王时期的八百诸侯到春秋初期只剩一百三十几个了。
东迁后，衰弱的周天子更无法控制局面。弱肉强食，大国称霸，齐、晋、楚、秦、吴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小国家趋利避害游走于大国之间以寻求庇护，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国一个一个地吞掉了。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卿大夫宗族实力的膨胀，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深重。于是，春秋中后期，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硝烟不减，诸侯国内各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争夺君权的战争甚嚣尘上。这类夺权的战争多数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属于社会转型的战争。为适应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需要，各国军备暴增，纷纷突破“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周礼之制。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战争的方式也在变化。
（二）《春秋》 • 1．“春秋”其名 • 2．孔子与《春秋》
1．“春秋”其名 • “春秋”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史的专名。因鲁史编年必记载四时，不便以四字为书名，乃错落举“春”、“秋”以统括“夏”、“冬”。《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赵岐注：“此三大国史记之异名。‘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 史称《鲁春秋》。 • “春秋”也是当时各国史记的通名，《墨子》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之说，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国语》中所说的《春秋》也是泛指史书。故此，后代以“春秋”作为“史”的代称，进而被借用来表示岁月、年龄。
对《春秋》的认识 • 名为《春秋》，又非正经史书，历史上就曾有因为不解其中味而诬《春秋》者，比如王安石蔑之为“断滥朝报”，意思是说《春秋》是残破不全的诸侯赴告。
也有深解其中味者，朱熹《近思录》就指岀：“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孟子》和《史记》还分别阐释了《春秋》的社会价值，《孟子·滕文公下》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2．孔子与《春秋》 •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历来说法纷纭，主流意见是今传世之《春秋》是由孔子修订的。
相关文献 •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不在于记史而在于以史实说法，借事以明义，在针砭世事中立治世之法，从而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著于竹帛，传之于弟子，进而传于后世。只看它在不少年份中，春夏秋冬四季之下只有一两个字，如“雨”、“螟”、“宋灾”之类；有多处是“夏，四月”，“冬，十月”之类只记时不记事；桓公十三年春季之后只有“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寥寥数字，桓公七年甚至只有春夏无秋冬，显然，它不是一部按部就班记事的国史。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不在于记史而在于以史实说法，借事以明义，在针砭世事中立治世之法，从而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著于竹帛，传之于弟子，进而传于后世。只看它在不少年份中，春夏秋冬四季之下只有一两个字，如“雨”、“螟”、“宋灾”之类；有多处是“夏，四月”，“冬，十月”之类只记时不记事；桓公十三年春季之后只有“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寥寥数字，桓公七年甚至只有春夏无秋冬，显然，它不是一部按部就班记事的国史。
对孔子修《春秋》的认可 • 《孟子》、《春秋繁露》、《公羊传》、《史记》、《汉书》等大量典籍，或说孔子“作《春秋》”，或说“为《春秋》”，或说“修《春秋》”，或说“次《春秋》”，或说“笔削《春秋》”。可见战国、西汉以来的学者都承认《春秋》为孔子所作或由他修订的。《史记》更是多少次反复记述这一史实，此说为历代学者认可 。
对孔子修《春秋》的置疑 • 有些学者置疑，如唐人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外篇·惑经》中就提出一些疑问。宋王安石说如“断烂朝报”般的《春秋》，不会是孔圣人所修。近代疑古派也提出过一些怀疑。今人杨伯峻声称“不怕得罪圣人”，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给予坚决的否定： 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孟轲硬说他“作《春秋》”。《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
子夏 与《春秋》 • 少于孔子四十四岁的子夏，是孔子晚年的门生。
子夏，是孔子晚年的门生，他亲聆孔子口授《春秋》，是传《春秋传》的祖师，《论语》中子夏曾出现23次之多，为何不曾提及《春秋》呢？这只能存疑，有待考证。不过子夏对《春秋》的诠释很受战国学者推重，并用以作为提出政见的论据。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可见子夏作为治《春秋》的大家在当时是颇有名气、颇有影响的。
（三）《春秋》传 •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春秋》曾有五家解经传承。其中《邹氏传》、《夹氏传》连班固都未曾见到，早已失传。只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流传至今。班固著录《左传》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表》记载为“鲁君子左丘明”。典籍中常称其为《左氏传》，成书最早，用先秦古文书写，属于古文经。杨伯峻推论大约成书在鲁哀公之后的60－80年间，即公元前403－前386年前后。《公羊传》、《穀梁传》都是师徒口耳相传授之学，《公羊传》于汉代景帝时，即公元前156－前143年间，才写定成书。因其使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隶书，故称为今文经。《穀梁传》成书则更在《公羊传》之后了。班固著录《穀梁传》作者为“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曰：“名喜。”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序》云：“穀梁子名（淑）［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意杨士勋之说，认为“《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三传师承不同，注经侧重点不同，内容不同。
今文经、古文经之争 • 自壁中古文经出现，今文经、古文经之间争论就开始了。最初还只是在文字及其训读上的异文歧义上，后来发展成学派之争。东汉，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渐次激烈起来，“《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其弊滋甚”，（《四库全书总目·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如此，《春秋》三传成了今古文经学矛盾斗争的焦点。
《公羊传》在董仲舒演绎下成就了公羊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但他将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混迹其中，助长了西汉晚期阴阳灾异之说的大肆泛滥，这成为董仲舒公羊学的明显弱点，遗人话柄。此后古文学派渐盛，逐步占据上风。三国时魏人鍾繇竟然比喻《左传》是“大官厨”，《公羊》是“卖饼家”。（《三国志·魏书·裴潜》引《魏略》：“司隶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太平御览》第四百六十四、八百六十、六百一十卷所引，或作“大官”、“太官”，或作“大官厨”。）《公羊传》在董仲舒演绎下成就了公羊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但他将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混迹其中，助长了西汉晚期阴阳灾异之说的大肆泛滥，这成为董仲舒公羊学的明显弱点，遗人话柄。此后古文学派渐盛，逐步占据上风。三国时魏人鍾繇竟然比喻《左传》是“大官厨”，《公羊》是“卖饼家”。（《三国志·魏书·裴潜》引《魏略》：“司隶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太平御览》第四百六十四、八百六十、六百一十卷所引，或作“大官”、“太官”，或作“大官厨”。）
杨伯峻批评得更彻底，认为《公羊传》的贡献不过是“偶然发现一两点全经体例”而已，说“《公羊传》、《穀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又根据当时各国使用的历法不同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是骗人的鬼话”，公羊家之书“真是越读越糊涂。不是这些学者糊涂，我认为是《公羊传》、《穀梁传》本身糊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杨伯峻批评得更彻底，认为《公羊传》的贡献不过是“偶然发现一两点全经体例”而已，说“《公羊传》、《穀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又根据当时各国使用的历法不同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是骗人的鬼话”，公羊家之书“真是越读越糊涂。不是这些学者糊涂，我认为是《公羊传》、《穀梁传》本身糊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左传》被排斥在西汉官学之外 • 《左传》成书早几百年，为什么却被排斥在西汉官学之外？至汉哀帝时刘歆曾为《左传》争立官学，为什么今文家一句“左氏不传《春秋》”，便未得立？其所谓不传《春秋》，据公羊家言，一方面指左丘明不是孔子弟子，未得孔子口授，故不知孔子作《春秋》借事明义之旨；另一方面就其内容看，《左传》是史书，着重从史实方面解释《春秋》，没有阐明《春秋》的义理，即不传《春秋》中蕴涵的微言大义。杨伯峻也说：“《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比较少。”汉代统治者将《春秋公羊传》立为官学，后代统治者一直将它奉为治世经典，因为它是阐释孔子政治学说的政书。他们绝不是将它当作史书看待和利用的，因为记录史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是古文经《左传》。
二、《公羊传》与公羊学 • （一）《公羊传》的名称 • （二） 撰《公羊传》的人
（一）《公羊传》的名称 • 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曰：《公羊传》是“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 ”戴宏所记述《公羊传》的师承关系或许有脱略而不全，因为自子夏至汉景帝仅只五六代似讲不通。况且《公羊传》中提到了几位经师，如；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鲁子、曾子并不在师承世系之中。班固著录《公羊传》作者为“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曰：“名高。”然公羊高只是子夏之后学，《公羊传》的一代传人而已。《四库全书总目》亦曰：“旧题周公羊高撰，实高所传述，而其玄孙寿及胡毋子都录为书。”与左丘明所传之《春秋左氏传》以经解者来命名（这也只是一说而已）不同，《春秋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氏。
西汉尊今文经学，《诗》则韩、鲁、齐三家，《书》则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易》则施、孟、梁丘、京房四家，《礼》则大小戴，《春秋》则《公羊传》。因此，其间经、传、子、史中所称引之《诗》、《书》、《易》、《礼》均指今文经，所称引之《春秋传》，自然是《公羊传》。无论《孟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皆如此。汉人注经称《春秋传》者也是指《公羊传》，《说文解字》所引《公羊传》内容，也冠名为《春秋传》，在《春秋繁露》中则径称《传》，全不见《公羊传》之称谓。例如，《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郑玄注：“谓见侵伐也，《春秋传》曰：‘国灭，君死之，正也。’”这段所谓《春秋传》见于《公羊传·襄公六年》。就是说经学早期无《公羊传》之称。
据近代经学家崔适考证，《公羊传》之名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早期斗争的产物，《公羊传》之名与公羊氏之籍都出自刘歆的《七略》。刘歆是西汉末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王莽托古改制，立刘歆为博士，封为国师，贬抑今文和今文经。一时古文广为传播，古文经学大行。刘歆欲黜《公羊传》使与穀梁氏、邹氏、夹氏等同，因而乘整理宫廷藏书职事之便，更其名为《公羊传》，著录于《七略》之中。看来清人廖平在《古今学考》中说，“盖汉人今古纷争，积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学之士疾之如仇”，也许并不为过。“新莽”覆亡，今文经学重又抬头，然官修书目《七略》早已编订流行。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编修，（《汉书·艺文志》总序有就刘歆《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之语。）《公羊传》之名遂定矣。况且，班固也是崇古文抑今文的古文经学营垒中的大家，《汉书》中多用古文古义，甚至马融都“多未能通”，而从班昭受读。
还有另一说法，《公羊传》并非一人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云： 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亦云：“《公羊传》内容，绝非成于一人，杂引群贤，即其明证。”《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穀梁传注疏》又曰：“……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皮锡瑞《经学通论》亦如是说。然“题其亲师”这一推论如果成立，那么自西汉著于竹帛始，就当称为《公羊传》了，为何西汉的典籍中但称《春秋传》，不见《公羊传》之名？东汉班固整理编撰的《白虎通义》引述《公羊传》时，多数情况下冠之以《春秋传》，只有少数几处称《春秋公羊传》，这是为什么呢？故“题其亲师”说不足信。
（二）撰《公羊传》的人 •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借《春秋》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然其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直书于册，隐而难明，只好将不得明言者，通过“口授”传其旨意于“七十子之徒”。显然，《春秋》经之外还有孔子口授之言。这口授的内容则是由子夏以往一代代口耳相传，及传至汉景帝时“著于竹帛”的《春秋传》，即后来称作《公羊传》者。公羊家认为《春秋》经中“以史实说法”的微言大义，不是孔子亲自口授，是无人能知晓的。
今从形式上看，《公羊传》以设问作答，层层推进的方式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确实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在疏通经义，讲解经文如何“设褒贬”、“制义法”，“别嫌疑”、“明是非”。在讲解《春秋》的褒贬、“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中将《春秋》治世理想揭示出来。皮锡瑞《经学通论》说：“《春秋》为后世立法，唯《公羊》能发明斯义。”认为《公羊传》独得孔子真传。
从内容上看，《公羊传》没有为《春秋》充实更多的史实。对个别历史事件经过的补充都与“说法”有关，是以史实解说孔子对该事件的态度，从而立治世之法。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知晓修《春秋》时寄寓于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者，只能是修《春秋》的人。“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又有谁人能设传指点？依公羊学家的观点，《公羊传》为孔子亲传。
三、《公羊传》及公羊学的主要观点 • （一） “大一统”说 • （二） “三世”说 • （三） “通三统”说、《春秋》改制说 • （四） 寓褒贬说 • （五） “素王”说
在治学的方法路径和目标上，今、古文经学派大相径庭。古文经学始终周旋于文字训诂、史迹钩沉与考证的圈子里，想方设法追本溯源。《左传》是在广泛搜集资料上下功夫，以完善《春秋》的史实记述。《公羊传》及由此而衍生的公羊学，是政治学，重在实践。后代的公羊学家大多遵循并发展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解诂》的路径研究《公羊传》，深入开掘《春秋》经以至《公羊传》中蕴涵的隐微内容及深奥意旨，不断发明和推进《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公羊学家善于抓住《公羊传》政治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精心取证、归纳，在阐释经义中，针对自己面临的社会现实加以大胆发挥，不仅具有富含变革意义的史学理论，而且有丰富例证，形成了中国古代的一门历史哲学。
（一）“大一统”说 • “大一统” 即尊奉王室，维护一统之制的观点。《公羊传》隐公元年开宗明义阐释的是“王正月”之大义：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是这部经世政治著作政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儒家的政治理论纲领。它贯彻于《春秋》及《公羊传》始终。
如：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堂而皇之的“公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阳”，实际上是周王听命于晋文公去出席“践土之会”和“温之会”，《公羊传》释其褒贬曰：“曷为不言公入京师？天子在是也。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
又如，郑国与王室矛盾日深，积怨日重，不再朝觐。桓公五年，周桓王率诸侯伐郑。然而从者只有蔡、卫、陈三国。结果王师大败，郑祝聃射中周桓王肩膀。《春秋》隐讳的书法是：“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公羊传》发其微言为：“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是对蔡、卫、陈遵王命进行褒扬，隐含着对那些不尊王的诸侯的批评。在“不与致天子也”、“从王正也”中寄托着尊王、“大一统”的理念和原则。
再如，只要是有王室的人参预活动，《春秋》行文中均给予尊崇的地位。《春秋·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公羊传》解释说：“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贵也。贵则其称人何？系诸人也。曷为系诸人？王人耳。”读《春秋》、《公羊传》首先要把握住其中蕴含的这个理念，不然会不知所云，不知其所以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