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空間、地方與文化

第十六章空間、地方與文化 王志弘摘要反思多元文化課程

摘要 • 空間是我們生活的所在和依靠，無論是人際關係的進行與緊張、身分認同的構造和維繫、政治權力的運作、經濟營生的發展，都有其關鍵的空間面向。 • 空間不只是社會的產物，社會也是在空間層次上建立起來的。

摘要 • 循著空間的角度，我們可以討論： • 階級、性別、種族等社會分類與集體認同，如何在空間層次構築和爭論； • 社會差異如何展現為空間的區隔劃界； • 有關特殊地域的空間再現，如何影響了我們對於城市、鄉村和家園的想像； • 地方意象的塑造，如何在地方意識、產業發展與觀光遊憩上，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 山川的自然地景如何是文化的產物，而這種文化構造的自然地景，又如何發揮了將國族想像自然化的作用； • 災害空間如何也是社會關係與過程的產物，並顯現出不均等分布的狀態； • 以及空間如何是個政治場域，權力的運作和抵抗與逃逸的方法，都透過空間為中介，不斷爭執。

空間概念VS.空間性的概念 • 我們必須區分「空間」（space）概念本身和「空間性的」概念（spatial concept）。 • 雖然日常生活裡經常用到「空間」一詞，若深究我們所指的空間是什麼，還必須透過其他字眼來說明。這些字眼經常就是「空間性的」觀念或語彙，也就是含有「空間意涵」，但又非直接指稱「空間本身」的觀念 • 例如：上下、左右、前後、方位、方向、位置、地點、高低、遠近、距離、座標、平面、立體、分布、對稱、內外、邊緣、核心、區隔、封閉、開放、界線、疆界、領域、層級、節點、網絡、穿越、移動、行動、流動、旅行、速度、轉寰餘地等。生活裡所使用的語彙大多有某種程度的空間意涵，這也顯示了空間與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

基本立論 • 空間就是社會關係的展現和憑依，也是文化再現的對象和中介，更是權力運作的關鍵場域和手段。 • 我們不能僅從實質空間來理解空間，或是只把空間當成心靈的想像和投射，而是要把空間當成認識社會與文化的關鍵環節。

空間是甚麼？ • 定義空間的兩項要點：(1)空間不是事物本身，但要依賴事物來構成；換言之，空間似乎是事物之間的關係。(2)這些事物的主要角色或功能，似乎是一種「邊界」或「門檻」，換言之，邊界是空間界定的根本要素。 • 空間還有超乎實質物理空間的意義和用法，譬如內心空間、自由揮灑的空間、夢想空間、心靈空間等。這些都是衍伸性或譬喻的空間，指涉了空間的心理認知和想像。 • 除了實質物理空間和心靈想像空間之外，我們更要看到空間是社會性的空間。亦即，無論是實質的房屋道路，或是對空間的心理想像，都必須放在社會關係與過程裡來思考。房屋道路有其社會生產的過程，空間的想像有其肆應文化經驗或歷史的特殊性。

空間是社會的產物 • 空間是社會的產物，亦即空間不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有在特定的社會關係和過程，由社會群體或組織生產出來的。 • 道路橋樑等作為城市公共建設，由政府規劃和招商興建，除了滿足城市運作需要，也有作為政績吸引選票的功能；或者，成為分配利益的籌碼，涉及派系政治或財團政商關係的運作；至於哪裡要優先興建，建成什麼模樣，有利於哪些團體使用等，也都牽涉了複雜的社會關係和過程。 • 我們的住家格局大部分有主臥室、小孩房等特殊房間的安排，這是營造商和建築師的空間生產結果，但也牽涉了何謂家庭的文化想像。亦即家庭通常被設想為有雙親和小孩兩代的核心家庭。在這種主流想像下，其他家戶類型如同性戀家庭、同學貸屋共居等，就會發覺這種格局不好用，必須修改或勉為適應。

社會仰賴空間而存在和運作 • 社會也必須仰賴空間才能存在和運作，亦即社會是在空間層次建構起來，空間是社會生活得以持續運作和轉化的憑藉。空間經常被當有如容器、舞台或背景，只是社會生活和事件發生的地方，或者當成自然環境的一部份，沒有什麼積極角色。但是，沒有空間就不成其為社會，我們無法想像沒有空間的社會。 • 住家空間格局是特定社會關係和文化想像（建築師設計與營造商興建販售，以及特定的家庭想像）的產物，但是，若沒有這種住家格局，作為家庭關係存在和運作的依靠，沒有日復一日雙親在主臥室、小孩在兒童房活動和存放個人物品，以及全家聚在餐廳用餐和活動，就難以想見異性戀核心家庭的關係和觀念如何維繫。 • 一如物品展現和建構了身分認同，表達和維持了特定的社會關係，空間也有這種作用。我們的活動和思慮銘刻於空間裡，塑造了空間的意義和形態，空間則喚起了我們的記憶，導引或約制了我們的行動。

空間、再現與地圖 • 針對同一個地點，行政區劃圖、觀光旅遊圖，或是水文地形圖，就有極大的差異，顯現了不同的觀點、價值和用途。 • 地圖及其所要表現的實際空間（地域）之間，並非一一對應的關係，而有「再現什麼？如何再現？」等不同選擇橫亙其間。地圖一如其他的再現，並非如實的反映地域，而是有特定社會符碼和價值規定了地圖的表現，甚且我們可以說，地圖和地域相互建構，彼此映照。

地圖與地域的辯證(1) • 地圖是我們認識世界與自我定位的憑藉，表現了我們觀看和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也是人類經驗的獨特展現。讓我們先看兩則故事。丹尼斯．渥德（Denis Wood, 1992: 26-7）在《地圖權力學》裡討論地圖與其描繪的地域的關係時，引用了某部小說的一段對話：乾瘦的黑男人說：「地圖不是地域」。梵樂莉說：「哦，地圖就是地域」。她右手指著攤在膝上小公事包上面的地圖，一面用左手比著人煙稀少的綠色鄉野山坡：「這張地圖就是那片地域」。瘦黑人說：「這不過是種說法」。他駕車閃過一個坑洞，說：「意思就是在現實和對現實的描述之間，總是會有差距」。車子巔簸前行，梵樂莉緊抓著扶手：「不管怎樣，我們應該在剛才那邊就左轉了」。瘦黑人說：「妳的地圖沒有標出十二月的洪水沖毀了一段路。我看洪水對妳的地圖沒什麼影響」。

地圖與地域的辯證(2) • 另一則故事是李歐塔（Lyotard）在《後現代狀況》裡，以及布希亞（Baudrillard）在《擬仿物與擬象》裡都曾提到的波赫士（Borges）描寫的一則寓言：有位皇帝想繪製一幅完整精確、鉅細靡遺的全國地圖，帝國卻因為繪製這幅地圖耗盡國力而毀滅。李歐塔拿這個寓言來說明要完全描繪某系統的任何特定狀態，乃是不可能之事（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布希亞關注的卻是作為帝國完美擬仿物的地圖，與真實的帝國已然無法區分，甚且地圖凌駕了實際地域裡的帝國。

地圖與地域的辯證(3) • 第一則故事點出了地圖和地域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人類精確製圖的慾望和雄心，總是因地域現實的瞬息萬變而遭致挫敗。 • 李歐塔對第二則故事的挪用，大致也依循這個地圖繪製無法「如實再現」地域實況的主題。布希亞則更為激進地指出了地圖再現凌越與取代地域真實的趨向：擬象（simulation）與現實毫無關連，自在自存。 • 這兩則故事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學術界經過「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洗禮後的認識論立場：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已然不是直接而立即的經驗，總是經過了語言（或論述、符號再現、影像）的中介。這種語言符號或論述的中介，並非反映世界的真實樣貌，反而是建構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與感受。

地圖的象徵意義 • 地圖不僅是藉由各種符號的組構編排來「再現」某些事物而已，製作完成的地圖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也有其特有的象徵意義，亦即地圖本身就是一個有表意作用的符號。 • 比如說，有清楚邊界的國家地圖裡，那個連續的封閉曲線構成的圖案（例如中華民國的「秋海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母雞」或義大利的「馬靴」），本身就是國家的象徵，提示了國族想像的線索和內涵。

地圖製作是積極的表意實踐 • 台灣近年蓬勃發展的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史工作室，便經常繪製當地的地圖，通常是以不同於標準地圖的生動活潑方式，呈現地方的文史特性和人地情感。 • 正統歷史未能收納的記憶，國族空間未能顯現的地方，都得到了抒發表現。更甚者，繪製當地的地圖成為建構社區意識的第一步，在參與式的共同繪製活動裡，認識了家鄉，也溝通了彼此。這時，地圖便是積極的表意實踐。

空間、地方與認同 • 人類的身分認同深受所處環境影響。這裡所提的人類主體認同形構與地方特質的緊密關係，並非過去環境決定論式的民族性論點（其中充滿了「熱帶環境誘人懶散，寒帶氣候孕育民族毅力」之類的歧視觀念），而是指出社會生活必然的細緻時空脈絡，如何規約和塑造著我們的身分認同，或者，我們如何藉由地方和場所的移轉或改造，來協調和變造新舊自我。

社會分類的空間邊界與越界 • 性別、階級、種族、年齡關係等社會分界與集體認同，經常是凝結於空間之中，或說是在特定時空秩序的反覆操演裡，不斷得到確認和強化；或者，因為空間秩序的顛覆而帶出認同混淆的疑問。 • 例如，我們接受了公共廁所有男女之別，並且不假思索的進入符合自己性別的廁所，或者，在思及跨越性別化的空間界線時，會興起厭惡或不安的情緒，正默默強化了男女性別二分的信念。當男性懷著窺淫的心態有意無意的偷瞄女廁，女性懷抱著忐忑的心情在女廁爆滿時進入男廁使用，又或者變性人或扮裝癖在如廁時總免不了的尷尬，也都點出了空間越界時所可能引發的性別不安與性焦慮。 • 就種族而論，早年南非和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政策，區分了黑人和白人的生活居住空間，或是公共場所和設施的黑白分離，更說明了社會分類界線、集體認同與空間區隔的緊密關聯。

辨認自己的位置 • 我們置身一個經常必須辨認自己所在位置的世界裡，地圖正是我們尋索的憑藉。我們是某個國家享有權利和義務的公民，所以被要求辨認本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國家內部城市鄉野、山陵河海的樣貌，然後將自己安放其中，找到定位。 • 或者，我們置身綿延展佈，超越近身熟悉地點的廣闊社會裡，透過地圖，不僅辨認出方位，還明白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群體，從而興起了「共同體」感受。又或者，在地底的捷運迷宮裡，我們閱讀各種地圖和指標，把自己擺放在圖面上指示「您的位置」的所在，努力想讓它成為「我的位置」。

玉山與國族認同 • 宏偉的山岳景觀，經常成為建構國族認同的「自然」對象，透過其宏偉來象徵國家的偉大，透過「自然」來象徵國家的穩固恆久和理所當然。這是「自然的國家化」與「國家的自然化」過程。 • 最初鄒族原住民因為玉山冬天積雪，稱為「Pattonkan」山，意思是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漢字寫為「八通關山」）。布農族稱為「Usavih」，視為始祖傳說的聖山，其地景與族群歷史和生活有密切關係。來台墾拓的漢人因道路崎嶇難至，則是透過想像和原住民的意象，將玉山珍奇化（有各種珍寶玉石）與神怪化（有各種奇獸）。

玉山與國族認同 • 日據時代，日人調查台灣土地資源，包括玉山，發覺比富士山還高，遂由天皇諭令改名「新高山」，設置新高神社，成為日人統治主權象徵，也成為日人帶來的近代學術眼光下的調查對象，以及涵養國民精神的頌揚對象。此後，日人登山家和總督陸續攀登，都有宣示主權的意味。 • 戰後國民政府時期則在山頂立了黨國元老于右任銅像，既表達心懷故國，也將高度補滿為4000公尺（當時測量有誤，新測數據為高3952m），是當時反共意識形態下的產物。 • 民主化與本土化的1980年代末期，玉山則成為台灣本土與新國族意識的象徵，成為「台灣國家第一高峰」，甚至發起「玉山運動」，譜寫「玉山之歌」等，繼續營造自然地景成為國族意象（參見戴寶村，2001）。

地方VS.空間 • 地方(place)或地域（locality）概念經常與特殊性及情感依附聯繫在一起，而與一般的空間概念有所區分。 • 空間是抽象的、一般性的關係和概念，具有普遍性和均質性；地方則是具體的、生活所在的世界。 • 空間常被認為伴隨了理性化、工業化和資本主義而來，地方則是遭到這些力量侵蝕、破壞的領域。因此，談論地方時，經常帶有懷舊浪漫的情緒，並以之為批判工業化社會的立足點。

地方意識、地方意象與地景塑造 • 台灣近來年興起的社區營造、鄉土教學和文史調查工作等，都涉及了地方意識的召喚與地方意象的塑造。但是，這些地方文史和意象的塑造，經常是以漢人拓墾為地方發展的源頭，並且以少數地主階層為核心來書寫。也常透過對自然山川周界的描繪，而將地域範圍和意義固定下來。 • 不過，地方感和地方意象其實是個不斷建構的動態過程，而非發掘特定地域恆久不變的特質和歷史。 • 我們應該探問的是：鄉土教育裡的鄉土是什麼意思？地方文史所建構的地域歷史是誰的歷史？不同的族群和社會群體，在地方史的建構裡是否有同樣的發聲機會？地方或地域是否真是穩固不變，可以讓我們順利依附情感、緬懷記憶的地方？

地方、地域和社區概念的反思 • 新舊住民不斷越界遷徙活動，牽動了特定地域變遷的諸多社會過程，不會以劃定的地域範圍為界線。 • 我們應該突破具穩固邊界之封閉地方的概念，而代之以關係「網絡」（network）和層級「尺度」（scale）的觀念。 • 若要考察某個地域的社會關係和過程，就必須超越均質恆定之地方性質的觀點，而要掌握該地區內部的複雜差異特性，以及與地域外部（城市、區域、國家，乃至於全球尺度）的各種連結和關係網絡。

地景塑造與社會發展 • 地方或地景（landscape）的塑造成為發展觀光和地方產業，乃至於振興經濟、吸引投資的重要手段。 • 地景指涉自然與人文景觀，是社會關係的物質展現，但也是充滿符號、意義和價值的場域。地景一如空間，是社會的生產、文化想像和空間實踐的交錯產物。 • 當代社會最明顯的是生產與消費的地景，前者過去展現為以高聳煙囪、煉鋼廠、港口和高速公路為代表的工業地景，目前則是以科學園區和辦公大樓為表徵。消費地景則是日益興盛的都市與區域地景，展現於各種遊樂園、購物中心、商圈、具獨特風格的建築形式、廣告招牌，以及流竄其間的影像等等，形成我們熟悉的都市景觀。

休閒遊憩地景與文化經濟 • 為了吸引觀光客，必須塑造地方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經常仰賴於特定的風景、歷史傳說、特產、史蹟的營造等，共同形成了觀光客所期待看到的「異國風味景象」。換言之，建構出來的不見得是本地原來的歷史或樣貌，而是迎合觀光客凝視和快感的地方意象。 • 休閒消費日益發展，成為經濟營生與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台灣的地景也逐漸遊憩化。不僅包括各地的主題遊樂園、動物園、度假山莊、海濱勝地、高爾夫球場，也有省縣道沿線的商店、檳榔攤、休息站、土雞城，以及都市裡的KTV、保齡球館、百貨公司、公園、溫泉旅館、茶坊等。連宣稱從事生態保育的國家公園，實際上主要的建設也是以遊憩為考慮。地景的遊憩化，其實意味了商品化和私有化，空間捲入了追求利潤的邏輯中，不斷推陳出新，誘引新慾望，追逐更多利潤。

地方、地域和社區概念的反思 • 這並不是說，地域已經失去了獨特性，而是說，任何地域的特殊性質，都必須擺放在超越該地域的各種社會關係和過程網絡裡來看待。某個特定地域的性質，便是這多種網絡交錯疊合而成的特殊組合或連結狀態（參見Massey, 1993）。 • 若根據這種網絡化且對尺度層級敏感的地域概念，地方文史應該如何書寫，地域意義又如何塑造，能否超越既有地方意象和意義塑造方式的限制，而有助於提出新的、容納更多聲音的進步性地域計劃，都是必須檢視的問題。

社會差異的空間劃界與區隔 • 空間既然是社會生產與文化想像的對象和憑藉，就會牽涉了社會生活裡的各種的差異和不平等。這些差異和不平等展現為空間的區隔、分類和評價，同時藉由這些空間構造而得以維繫。 • 不同人群對空間有不同的使用方式，這些方式可能產生衝突，尤其顯現於優劣勢群體之間。例如，台灣的都市街頭越來越容易見到外籍勞工身影，他們在假日的時候常會聚集在車站或特定街區廣場。對不熟悉台灣且經濟能力有限的外籍勞工而言，這些地方是最方便的會面遊逛場所。但台灣本地人常會認為他們是陌生人，來自落後國家，既無消費力又難以理解（不同於受到尊崇的歐美人士），卻「佔領」了「我們」的地盤，「侵犯污染」了我們的地方。然而，換個角度思考，原本居於弱勢、分散於雇主家中或集中於廠區管理的外勞，在假日有機會聚在一起，暫時「佔領」某個地方，集體展現異質身體和言行，令本地人不得不正視他們的存在，也算是群體力量的展現，以及維持和發展社群關係的機會。

災害空間的生產與不均等分配 • 國家和資本是介入我們生活環境營造和管理的兩大力量。資本在追求利潤和考量成本、風險等條件下，選擇生產和銷售地點；國家透過空間規劃與資源分配機制，塑造與控制各地環境的特性與品質。 • 不論是由於社會發展帶來的新災害，如工廠意外、環境污染、交通傷害，或是地震、颱風、洪水等所謂天災，都與國家和資本塑造的環境特質有關。從容許工廠設址造成各種污染，允許高爾夫球場開發破壞水土保持，到隄防興建的高低影響水患嚴重程度，以及道路品質影響交通意外，都是塑造「災害空間」的政治過程。

災害空間的生產與想像 • 災害的空間向度有幾個層面，除了「災害空間」位址的選定（如六輕、核四），直接影響了某地的「風險程度」外，整個災害地景的塑造，也關連了地方形象與地方認同的形成。 • 例如有關第三世界的報導，有許多是天災人禍，因此，我們在媒體訊息影響下，會覺得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等地災禍頻仍、戰亂不斷。又如以台北為中心的媒體論述，也構成了一幅很不均衡的台灣形象地圖，對台北居民而言，對台灣東部、中南部、海濱山巔和離島的印象，經常和落後、粗陋和災禍連結在一起，構成了對特殊空間的文化想像。 • 但那些「被想像地方」的居民，他們也有自己的地方想像和認同。這種認同緊密的與安身立命的生活環境連繫在一起，尤其是與居民為了維護安全的生活空間而與災害奮鬥的過程結合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強化了原有認同或塑造了新地方認同。

環境抗爭與空間的政治化 • 近年台灣各地因抗議污染危害而興起的地方抗爭運動，如後勁反五輕、宜蘭反六輕、貢寮反核四等，以及台北都會區出現的社區運動，如民生別墅輻射污染的自救運動、內湖與天母的反對保護區變住宅區、萬芳社區反對汽車修護專業區和駁坎陡坡興建國宅、慶城社區反對設置變電所和變更為商業區、芝山岩反對設置加油站等等，都是以保障安全、抵擋災禍做為運動的動員力量。這種居民自發的抗爭，正是對抗國家主導的「災害空間生產」的政治行動。 • 在維護身家性命而發動的抗爭過程中，不僅將可能導致災害的政府決策，重新放回公共討論的政治議程，也由於在災害威脅下的「生命共同體」和「同舟一命」的感受，凝聚了新的社區網絡和地方認同，甚至提出不一樣的空間發展構想，塑造新的地方意義。反抗「災害空間」的政治行動，在當前的局勢中，不僅讓我們認識到災害本身的空間政治學，也導向了「空間的政治化」，亦即我們生存的環境是個充滿權力關係，而必須以廣義的政治行動、談判和協商，來保障與建構我們生活的地方。

空間政治與行動 • 權力銘寫於空間之中，統治階級透過對空間的管制，以及賦予特定意義，建立穩固的地位。 • 例如過去戒嚴時期對海濱和特定地區的管制，或是街道名稱的國族主義與威權色彩，乃至於蒙上神秘色彩的政治強人駐蹕之地（行館），都是國家權力的空間展現。 • 反之，解嚴前後，對過去威權秩序的挑戰和嘲諷，也經常是以打破威權空間秩序，重塑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方名稱，或是將不同的歷史詮釋空間化（塑立紀念碑）而展開。例如，在總統府前的廣場舉辦舞會，介壽路重新命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士林官邸開放成為公園，以及塑立二二八紀念碑，將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等，都是空間政治的例子。

空間(流動)秩序的規訓與違逆 • 日常生活中也充滿了空間權力運作，交通規則與號誌就是一例。 • 這種施加於道路使用者身上的規範，顯然是隨著都市交通發展才出現的近代發明，以國家權威和安全效率的名義，管制著交通流動的秩序。 • 然而，即使有嚴刑峻罰，攝影監控，還是無法阻絕交通流動成為管制和違規之間抗衡衝突的場域。或者說，空間流動秩序的管制，正好生產出對應這些管制的逃逸和抗拒手段（有速限和測速器，遂有偵知測速器的警告儀器市場）。 • 交通規則當然也有映現社會差異和不平等的場合，例如總統或高官座車經過時，各方車輛都得停下來等待。或如機車雖然是台灣大部分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卻在各種交通設施和規則上，長期遭受忽視或處於劣勢。

改變和佔領空間之為政治行動 • 講求效率的交通往來街道空間，在示威遊行的場合即刻轉變為發表政治意見的公共領域。這種佔取和挪用既有空間，轉變其功能和意義的做法，正是對抗性的社會運動的重要手段。 • 從最激烈的革命戰鬥，設置路障從事巷戰（戰爭總是與空間之佔領和移動有關），到靜坐抗議與街頭示威遊行的力量展示，都是以佔領空間為手段。 • 當既有的空間緊密地嵌埋在社會運作的邏輯和紋理中時，社會運動的空間佔領與挪為他用，正是打斷或干擾既有社會運作方式的有力方法。

邊緣、邊界與越界 • 當前的文化政治經常以空間作為譬喻和行動策略，諸如邊緣、位置、移置、越界等概念，都表現了對於社會權力關係的空間思考，以及社會改造和抵抗行動的空間策略。 • 邊緣、邊界和邊境等空間隱喻，都同時有正負意涵。相較於邊緣和邊境的固守一方，還有「越界」或「逾越」（transgression）等更具積極行動意涵的隱喻。 • 越界廣泛指涉了各種社會範疇與邊界的突破。例如扮裝（transvestitism）可算是跨越僵固性別界線的行動，質疑了性別範疇的穩定性，在扮裝行為中，滑脫了固著主體位置的控制企圖，而可以不斷游移，找尋有利的認同政治陣地。 • 又如交通規則是空間秩序的規範，違規就是越界的行動；街道由交通流動的公共空間，轉變為發出不同聲音的公共論壇，也算是越界。當然，越界雖是挑釁或抵抗的行動，但同時也需要冒遭受處罰的風險。各種利弊的折衝考量正顯示空間一直是政治的場域。

延伸閱讀書目 • 王志弘（1998）《流動、空間與社會：1991-1997論文選》，台北：田園城市。 • 李清志（1994）《鳥國狂：世紀末台北空間文化現象》，台北：創興。 • 李清志（1997）《都市偵探學》，台北：創興。 • 李清志（1999）《建築散步：建築與人體的對話》，台北：建築情報。 • 林芳怡編（1995）《空間啄木鳥：都市另類空間文化解讀》，台北：創興。 • 夏鑄九（1993）《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1987-1992》，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3，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1993）《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 • 馬世芳、許允斌、姚瑞中、陳光達、黃威融（1998）《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台北：大塊文化。 •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 黃應貴編（1995）《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Crang, Mike（2003）《文化地理學》（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台北：巨流。 • Wood, Denis（1996）《地圖權力學》（王志弘、李根芳、魏慶嘉、溫蓓章譯）。台北：時報。

第十六章 空間、地方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