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治之間： 明代前中期的政治文化

1. 學術與政治之間：明代前中期的政治文化 邱澎生（2013/02/20）

2. 明朝 277 年，16 帝 17 個年號 1. 開創期(1368-1441)：- 正統 6 (74年) 2. 腐化期(1442-1521)：- 正德16 (79年) 3. 整頓期(1521-1582)：- 萬曆10 (62年) 4. 衰蔽期(1582-1644)：- 崇禎17 (62年)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

3. 皇帝的兩套「班子」：太監、內閣 • 明代「四大壞宦官」：王振（英宗正統年間）、汪直（憲宗成化年間）、劉瑾（武宗正德年間）、魏忠賢（熹宗天啟年間） • 宦官與閣臣的彼此結納（馮保與張居正）與相互壓制（四大壞宦官的盛期）；宦官之間的派系鬥爭 • 張存武〈說明代宦官〉：分析宦官的來源、教育情況及其如何影響政治，指出明代之「雙軌政治」，一為以內閣為首的官僚體系，一為由司禮監領導的內官組織。而當內官因親近天子而得權時，司禮監便成為太上內閣，並奪取內閣之權 • 在以皇帝為首的中央集權政體下，「宮府」與「政府」之間，構成一種動態的權力競爭與合作關係

4. 集權政治的權力基礎與內部矛盾 講究平衡，並且有時候如同走在綱索上的「帝王學」

5. 在皇帝/宦官威脅利誘下的政治 • （一）正統朝：「三楊」與王振權勢的消長 • （二）成化朝：汪直與眾多巴結權勢的官員 • （三）正德朝：劉瑾藉匿名檢舉信而將五品以下官員全部關進監獄，共300多人 • （四）嘉靖朝：「大禮議」與議禮新貴：楊廷和與張聰（張孚敬）的內閣權力之爭 • 參：王天有、高壽仙《明史》頁119-122、151-153、163-166、217-221

6. 身痛心不痛：廷杖、戍遣的積極意義 • 于慎行（1545-1607）在萬曆年間對明代當時遭受皇帝刑罰的官員有如此觀察與評論：「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睨一世」（張萱，《西園聞見錄》卷98）

7. 「學術」關連「政治」的多種路徑 • 朱元璋「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名山藏》〈儒林記〉）以及《孟子節文》故事。明成祖欲使「家孔孟而戶程朱」，命胡廣編「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三書「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註為的」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頁107） • 明代進士及第後，選成績好者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讀書，以「儲才養望」，三年考試「散館」後出任要職；「明清兩代許多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多半從進士翰林出身」（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頁117-119；郭培貴〈明代庶吉士群體構成及其特點〉《歷史研究》2011,6：118-133 ） • 官場政治：六年（巳、亥年）京察，三年（辰、戌、丑、未」外察（王天有、高壽仙《明史》頁240） • 政爭/黨爭：「大禮議」的楊廷和與張聰；張居正的毁書院

8. 世界最早的一部「政治經濟學」 • 丘濬（永樂19-弘治8年，1421-1495），廣東瓊山人，景泰5年(1454)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天順7年(1463)編《朱子學的》 • 承南宋真德秀（1178-1235）《大學衍義》作《大學衍義補》，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大學》六條目之後，補入「治國、平天下」兩條目。全書160卷，分為12個子目：「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馭夷狄、成功化」。成化23年(1487)進呈朝廷，丘濬晉升禮部尚書，弘治元年下令刊於福建建寧府書坊，朝鮮國王也下令刊行 • 朱鴻林〈丘濬《大學衍義補》及其在十六七世紀的影響〉，氏著《中國近代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2005）頁162-184。明代既特別發展了哲學式「心學」，也重視「以經世知識解決國家社會的現實問題」（頁178）

9. 大學八條目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格、致、誠、正、脩、齊、治、平」 •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第六)

10. 有限之法與無窮之情 •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102〈慎刑憲：定律令之制〉引《尚書》〈呂刑〉做解釋：「臣按：先儒謂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僣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

11. 以「致良知」詮釋「格物」的陽明學 • 王守仁（成化8-嘉靖8年，1472-1529），21歲與友人共同實踐朱子「格物」，連續七日「窮格竹子」後病倒，乃出入「佛、老」之間。弘治12年(1499)進士(28歲) ，次年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論救劉瑾逮捕科道官，下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35歲) ；正德3年(1508)悟「格物致知」(37歲)，隔年倡「知行合一」。正德14年(1519)助平寧王宸濠叛亂（錢穆《陽明學述要》〈陽明年譜〉） • 由朱熹、王守仁「格物」聯想的比較史：英國 Francis Bacon ( 1561-1626) 提倡的「經驗論」(Empiricism) 與「科學方法」

12. 束書不觀？反對懸空的陽明學 •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獄訟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著空」（《傳習錄》no.218，頁297） •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學生書局,1988)：正文342條，拾遺51條。錢穆推介中國人足供修養自身的七部書：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

13. 良知即是天理，致良知即是格物 • 〈答羅（欽順）整菴少宰書〉（正德15年,1520）：「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頭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 （《傳習錄》no.172-177） • 〈答歐陽（南野）崇一〉：「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傳習錄》no.168-171）

14. 用以改革政治的「致良知」 • 〈答聶（豹）文蔚〉二書（嘉靖7年,1528）10月：「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現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傳習錄》no.185-194） • 〈答聶（豹）文蔚〉一書（嘉靖5年,1526）：「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致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有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傳習錄》no.178-184）

15. 「滿街都是聖人」的新學術 • 「一日，王汝止（艮）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澐）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傳習錄》no.313，頁357）

16. 學術界的爭議與對話 • 王學的分化傳衍：1. 王門兩大弟子：錢德洪、王畿對「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所謂「四句教」的不同詮釋與爭執。2. 王門各派：浙中（錢、王）；江右（鄒守益、聶豹）；泰州（王艮、何心隱、羅汝芳）。「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博龍蛇」（《明儒學案》〈泰州學案〉） • 王學的批評者與超越者：1.朱子學者的反擊：呂柟（涇野）的「關中學派」。2. 兼採朱、王以超越：羅欽順（整庵）、王廷相（浚川） •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第16章〈思想文化的新樣貌〉（頁309-315）

17. 更多元的學術：刑部官員的興起 • 王樵（字明遠，號方麓，1521-1599 ），嘉靖26年(1547)進士，嘉靖36至38年(1557-1559)任職刑部員外郎，時約37至39歲。其後又歷任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多個職位 • 萬曆5年(1578)12月左右撰〈西曹記〉，回憶約二十年前其任官刑部的經驗：「惟西曹燕敘以齒，不以官事。至分理，有疑相酌；政事之外，道義切磋，真有朋友之義焉。且牘必自成，不假吏手，故居是官者，多精於吏事。刑雖一職，而諸事之情偽，無不在焉，非通於諸事之情偽者，不足以決獄」

18. 兼治朱子學與法學的新學者 • 王樵：「予在刑部，治律令，如士人治本經。後兩任巡撫，皆得其力。治獄之難，在得情。嘗譬之醫，治律如按方，鞫事如診病。有人方書雖明，而不中病，如人明法而不能得情。則所謂明，竟亦何用！又有人精於法，而易入於刻，法非使人刻也，倚法以削，則入於刻而不自知。故用心又以仁恕為本」（王樵《方麓集》卷6〈西曹記〉頁225-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