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简介

演讲者简介 金忠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教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 研究领域教育学术史、教师教育、　　　　　当代教育问题研究、　　　　　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等。 • 主要著作《教育十大基本问题》、《和谐教育：文化意蕴与学校实践》、《中外教育史汇通》、《教师教育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衡山夜话——50教育问题纵横谈》、《东海夜话——教育与社会问题对话》、《教师走出职业倦怠的误区》、《12招妙计让孩子不厌学》等、

《方圆之道——金忠明教育讲演集》 • 《教师金言99则》 • 《校长魅力案例99则》 • 《教育历史故事99则》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理想与追求 金忠明

第一部分 中国教育现代化（近代化）的时代潮流：教育家的觉醒

一、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的演变

1、“情”、“理”之辩的思想预兆 自乾嘉以来，清代教育基本为理学和汉学所左右。从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而言，理学为教育的依据和考试的准则。从民间的学术风气而言，汉学已由清初的经世之学蜕变为乾嘉以后的考据之学。

戴震针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指出“理即人情”，肯定“理存乎欲”。强调人的“成性各殊”，所以“才质亦殊”，初露尊重个性和崇尚才质的端倪。戴震针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指出“理即人情”，肯定“理存乎欲”。强调人的“成性各殊”，所以“才质亦殊”，初露尊重个性和崇尚才质的端倪。

章学诚主张“因性施教”，治学贵在“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要，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如果不依据自己的“天质”、“心性”，一味逐风气，追时髦，这就是“伪”。治学“入于伪”的原因，就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在学问上想有所自树，就要有不为毁誉所倾、不顾风气所侵的胆略。章学诚主张“因性施教”，治学贵在“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要，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如果不依据自己的“天质”、“心性”，一味逐风气，追时髦，这就是“伪”。治学“入于伪”的原因，就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在学问上想有所自树，就要有不为毁誉所倾、不顾风气所侵的胆略。

焦循提倡“性灵”和“通变”，认为经学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阳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以治学者自我的“性灵”赋学问以生命，倡言“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焦循提倡“性灵”和“通变”，认为经学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阳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以治学者自我的“性灵”赋学问以生命，倡言“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

2、“当今诹势”的变化论 内承乾嘉以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性因素，外应世界局势的激烈变动，探求革故鼎新的自强之路，中国教育兴起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潮。龚自珍敏感地觉察传统教育的“体用”观已经难以统一，对专制统治的命根“经”，表示怀疑。认为当今教化，应根据变动的现实社会（“势”）来确立“先”、“急”的教育内容。

龚自珍高度评价了“私”欲的价值作用，认为天地日月、圣帝哲后皆有“私”情，主张尊重并肯定人的“私”欲、“情”欲的合理性，反对以群体压抑个体，反对用统一的规格和模式去衡量和培养人才。强调教育应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和“因性成才”，提出要“通于当世之务”，分清“孰缓孰亟”，指出：三代诹经，汉后诹史，当今诹势，即必须依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来确立教育的具体内容。龚自珍高度评价了“私”欲的价值作用，认为天地日月、圣帝哲后皆有“私”情，主张尊重并肯定人的“私”欲、“情”欲的合理性，反对以群体压抑个体，反对用统一的规格和模式去衡量和培养人才。强调教育应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和“因性成才”，提出要“通于当世之务”，分清“孰缓孰亟”，指出：三代诹经，汉后诹史，当今诹势，即必须依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来确立教育的具体内容。

龚自珍的改革论主要基于历史的纵向发展，而林则徐、魏源的改革思想则反映出地理的空间延伸。林则徐、魏源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林则徐主持译编《四洲志》，主持编纂《华事夷言》等。魏源在此基础上整理编纂成50卷的《海国图志》（后经扩充为百卷)这一在当时中国堪称第一的世界史地巨著,成为中国人(乃至东方人）了解西方的重要窗口。龚自珍的改革论主要基于历史的纵向发展，而林则徐、魏源的改革思想则反映出地理的空间延伸。林则徐、魏源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林则徐主持译编《四洲志》，主持编纂《华事夷言》等。魏源在此基础上整理编纂成50卷的《海国图志》（后经扩充为百卷)这一在当时中国堪称第一的世界史地巨著,成为中国人(乃至东方人）了解西方的重要窗口。

林则徐在1840年10月最先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打破了经学至尊的地位，匡正了乾嘉以来的学风，把教育引向经世致用的路途。林则徐、魏源则建立了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战略指导思想，为新时代的学风作了宣言。林则徐在1840年10月最先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打破了经学至尊的地位，匡正了乾嘉以来的学风，把教育引向经世致用的路途。林则徐、魏源则建立了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战略指导思想，为新时代的学风作了宣言。

3、“洋务”思想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教育是当时教育的主导倾向。所谓“洋务”，是当时人们对外洋事物的概称，主要指“制洋器”、“采西学”，即向西方学习军事、民用工业技术及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

洋务教育思潮的基本指导原则：“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教育思潮的基本指导原则：“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儒家以培养“体用合一”的人才为教育的正统，所谓“体”，就是儒家伦常名教；所谓“用”，就是经济、政治、历史等经世致用之学。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是“体用一原”，也就是“中体中用”。“中体西用”乃近代欧风美雨的产物。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是“体用一原”，也就是“中体中用”。“中体西用”乃近代欧风美雨的产物。 “中体西用”推动了中西文化教育的结合，使西方的声光化电孕育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科技人才），并促进了旧式学堂向近代学校的过渡。

二、教育新观念的展开

1、教育救国思想的先声 19世纪末形成的改良教育思潮的理论基点，是以教育为救亡图存、兴国富民的根本前提和主要手段，以教育近代化为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和唯一途径。

康有为认为西欧之所以强盛，是重视文化教育的结果；而日本能后来居上，也是通过“兴学”遂达于“骤强”。“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一个国家的强弱，关键就在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智慧的高低，而民智的开发，舍教育则无成。康有为认为西欧之所以强盛，是重视文化教育的结果；而日本能后来居上，也是通过“兴学”遂达于“骤强”。“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一个国家的强弱，关键就在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智慧的高低，而民智的开发，舍教育则无成。

2、“三端”合一之新教育 严复在《原强》中指出，国家的盛衰强弱基于国民是否具备三大要素：“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就是抓住了“鼓民气、开民智、新民德”这个国家富强的根本。

严复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的原理，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相联系。既然“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是自然界和社会界的普遍现象，那么避免被食、被役的唯一选择，就是努力使自身成为“智者”、“强者”。严复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的原理，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相联系。既然“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是自然界和社会界的普遍现象，那么避免被食、被役的唯一选择，就是努力使自身成为“智者”、“强者”。

衰惫的民风难以孕育杰出人才，人才又正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严复因此强调：“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要政”，就是“三端”合一之教育，也就是体育、智育、德育三者结合的新教育。衰惫的民风难以孕育杰出人才，人才又正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严复因此强调：“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要政”，就是“三端”合一之教育，也就是体育、智育、德育三者结合的新教育。

第二部分 中国近现代教育变革中的挑战与超越：教育家的探索

一、二十世纪的科技、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 20世纪的百年是一个变化巨大的时期，在以进化论为标志的科技主导论影响下，以社会改造和进步为宗旨，以自然征服和利用为特色的不断变革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从个人到国家都在追求赶超某种理想的人生目标或国家前景。

20世纪的历史充满了刀光剑影，同时科学技术也在迅猛发展，科技受惠于战争和工业制造的直接推动，特别是高能物理（相对论）、原子武器和计算通讯技术等的迅起，深化了人们的时空观、知识观、物质观等，同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教育。20世纪的历史充满了刀光剑影，同时科学技术也在迅猛发展，科技受惠于战争和工业制造的直接推动，特别是高能物理（相对论）、原子武器和计算通讯技术等的迅起，深化了人们的时空观、知识观、物质观等，同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教育。

这时期，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潮也不断高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教育的主导倾向，科技、经济、政治、军事教育价值及作用十分突出，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占据上风，而非理性主义、激进主义、浪漫主义等也非常活跃，使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发展和学校教育实践既充满激烈紧张的氛围，又体现出斑斓多姿的色彩。这时期，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潮也不断高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教育的主导倾向，科技、经济、政治、军事教育价值及作用十分突出，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占据上风，而非理性主义、激进主义、浪漫主义等也非常活跃，使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发展和学校教育实践既充满激烈紧张的氛围，又体现出斑斓多姿的色彩。

二、社会转型中的教育思想探索

1、革命与改良之争 辛亥革命前期，随着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意识的觉醒，对君主专制教育和资产阶级改良教育思想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革命与教育的关系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

改良主义教育家从教育为本出发，以教育为救国的必然途径。他们认为教育的近代化是国家近代化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毁旧政权，以政治的近代化为国家近代化的当务之急。改良主义教育家从教育为本出发，以教育为救国的必然途径。他们认为教育的近代化是国家近代化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毁旧政权，以政治的近代化为国家近代化的当务之急。

改良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认为不能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制，而应用教育的方法，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养成共和资格”，不如此而“遽行”革命以致共和，“必足召亡”。这实质上是主张先教育后革命。改良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认为不能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制，而应用教育的方法，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养成共和资格”，不如此而“遽行”革命以致共和，“必足召亡”。这实质上是主张先教育后革命。

严复的论点最有代表性，他在《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称，当时中国所“最患者”，是“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民愚为最急”。他认为，“国之所患，在于无学”，民之治愚，又非一日之功。所以救治中国的唯一而又正常的途径，只能通过教育“开民智”。严复的论点最有代表性，他在《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称，当时中国所“最患者”，是“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民愚为最急”。他认为，“国之所患，在于无学”，民之治愚，又非一日之功。所以救治中国的唯一而又正常的途径，只能通过教育“开民智”。

严复与孙中山曾就革命与教育的问题展开辩论，严复强调：“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即以国民的文化素质为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决定性砝码，认定当务之急是先对国民进行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严复与孙中山曾就革命与教育的问题展开辩论，严复强调：“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即以国民的文化素质为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决定性砝码，认定当务之急是先对国民进行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

孙中山认为只有首先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才谈得上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教育并不是革命的先决条件，相反，它自身倒需要革命的促进。孙中山在《改造中国之第一步》中明确表示；“教育固是改造中国的条件，但还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孙中山认为只有首先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才谈得上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教育并不是革命的先决条件，相反，它自身倒需要革命的促进。孙中山在《改造中国之第一步》中明确表示；“教育固是改造中国的条件，但还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

严复与孙中山辩论的核心与其认为是教育与革命何者居先，毋宁说是国民教育(文化科技)与革命教育何者更急。改良教育家提倡的教育主要是一般的文化知识(包括伦理道德和科学技术)，而革命派所主张的革命教育是特殊的政治知识。孙中山所反对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严复与孙中山辩论的核心与其认为是教育与革命何者居先，毋宁说是国民教育(文化科技)与革命教育何者更急。改良教育家提倡的教育主要是一般的文化知识(包括伦理道德和科学技术)，而革命派所主张的革命教育是特殊的政治知识。孙中山所反对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反对教育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以普通国民教育与革命教育相对抗。如章太炎提倡以革命教育开启民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认为“民主”、“共和”新知识，正要在革命实践中学会，不能等到学会了再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反对教育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以普通国民教育与革命教育相对抗。如章太炎提倡以革命教育开启民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认为“民主”、“共和”新知识，正要在革命实践中学会，不能等到学会了再去革命。

2、新文化运动及新教育精神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不断启蒙的过程。《青年》杂志（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9月15日，它的诞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创刊号上陈独秀通过《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创刊号上陈独秀通过《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项希望的核心正是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它与旧教育所要推护的旧制度的痼疾——专制和愚昧，是针锋相对的。

1915年10月陈独秀又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教育必须贯穿的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来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用民主主义的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三是职业主义，用职业教育来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重视“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以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自文”等方面的训练。1915年10月陈独秀又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教育必须贯穿的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来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用民主主义的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三是职业主义，用职业教育来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重视“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以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自文”等方面的训练。

现实主义和惟民主义强调的是科学和民主，职业主义是科学教育(技术教育)的具体展开，兽性主义则兼顾体育(“体魄强健，力抗自然”)和美育(“信赖本能”、“顺性率真”)两面。现实主义和惟民主义强调的是科学和民主，职业主义是科学教育(技术教育)的具体展开，兽性主义则兼顾体育(“体魄强健，力抗自然”)和美育(“信赖本能”、“顺性率真”)两面。 “四大主义”较“六项希望”在教育内容上开拓得更广，它构成了“五四”新教育目标的基本要素，也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启蒙的主要精神。

3、对传统教育核心价值的批判 传统教育的价值核心，是专制政体的纲常名教，而儒学又是这一教育价值的理论基础。在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里，教育的本质功能反映在其对现存社会秩序所起的维护作用上，儒学则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这就使旧式的学校教育，包括社会教化往往与儒家教育等同化。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为了使青年们从传统教育价值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对传统的伦理纲常名教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指出儒家“三纲之说，为一切旧道德政治之大本”，在三纲的制约下，民、子、妻分别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这种道德断非“主人道德”，而是“奴隶道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为了使青年们从传统教育价值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对传统的伦理纲常名教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指出儒家“三纲之说，为一切旧道德政治之大本”，在三纲的制约下，民、子、妻分别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这种道德断非“主人道德”，而是“奴隶道德”。

4、科学精神及教育影响 在提倡民主精神的同时，新文化运动也着力推进科学思想的传播。由于科学具有理性的精神，它就成为与愚昧、迷信和盲从作斗争的有力武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主张以科学为判断真伪是非的最高准则。任鸿隽等则创办了《科学》杂志，他撰长文详论科学教育，指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

1915年蔡元培在复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信中说：“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认为“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大力推行科学教育，将科学教育和审美教育同列为“不可偏废”的两种教育，是培养“自由平等友爱”之品德的两种基本途径。他说：“新教育之意义，可分三点：（1）养成科学的头脑；（2）养成劳动的能力；（3）提倡艺术的兴趣。”虽然蔡元培自身的兴趣更多地在于美育，但他却看到了科技教育的重要，并将其列于首位。

5、审美教育与个性发展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的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由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所体现，那么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超越和突破，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在审美教育领域中的贡献。

陈独秀曾借民主和科学两个名词英文译音的第一个音节而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脱离黑暗，而“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曾借民主和科学两个名词英文译音的第一个音节而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脱离黑暗，而“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可见推进民主和科学的逻辑结果便是“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追求的是“伦理道德的彻底觉悟”（陈独秀），是治疗“国民性”（鲁迅），它触及了传统教育的核心，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们提倡的是个性教育的思想，并且把新文学（特别是小说）作为反抗传统儒家道德教育和贯彻个性教育的有效方式和手段。鲁迅1918年春问世的第一篇语体文小说《狂人日记》，彻底撕下了专制政体和观念的道貌岸然的假面，充分暴露其凶残和丑恶，将其本质归结为两个鲜血淋淋的大字——“吃人”。小说结尾处，作者发出“救救孩子”的悲怆呼声，其中也蕴含了对未来新式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追求和渴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们提倡的是个性教育的思想，并且把新文学（特别是小说）作为反抗传统儒家道德教育和贯彻个性教育的有效方式和手段。鲁迅1918年春问世的第一篇语体文小说《狂人日记》，彻底撕下了专制政体和观念的道貌岸然的假面，充分暴露其凶残和丑恶，将其本质归结为两个鲜血淋淋的大字——“吃人”。小说结尾处，作者发出“救救孩子”的悲怆呼声，其中也蕴含了对未来新式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追求和渴望。

由鲁迅所创造的新文学的最初实绩给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以致命的打击。文学革命影响之大，同时也离不开语言的（文风的）更新，因为新文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而“朽腐的名教”所配的正是“僵死的语言”。在《新青年》上首先倡导白话文创作的胡适，对推动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学以其全新的内容（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和全新的形式（白话文）对青年一代的教育起了空前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展。由鲁迅所创造的新文学的最初实绩给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以致命的打击。文学革命影响之大，同时也离不开语言的（文风的）更新，因为新文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而“朽腐的名教”所配的正是“僵死的语言”。在《新青年》上首先倡导白话文创作的胡适，对推动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学以其全新的内容（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和全新的形式（白话文）对青年一代的教育起了空前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展。

三、三种教育思潮的分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教育思潮大体显示为三种流向：一是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继续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将科学、民主和个性等新教育的要素引入实践并使之深化；

一是保守主义教育思潮，向传统文化教育回归，试图重新确立中国固有伦理道德在教育价值中的核心地位；一是保守主义教育思潮，向传统文化教育回归，试图重新确立中国固有伦理道德在教育价值中的核心地位；一是社会主义教育思潮，实行更新的超越，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超越，而且是对西方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超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

民主主义教育思潮、保守主义教育思潮和社会主义教育思潮这三股分流，构成了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在相互影响和争斗中，呈现出斑斓、复杂而多变的色彩。民主主义教育思潮、保守主义教育思潮和社会主义教育思潮这三股分流，构成了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在相互影响和争斗中，呈现出斑斓、复杂而多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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