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中國領導的特色 ( 三 ) 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 / 將軍

第五講 中國領導的特色(三) 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將軍

以統御為主軸的兵家領導戰略思想 一、孫子兵法二、吳子三、孫臏兵法四、司馬法五、尉繚子六、六韜七、三略

「兵家」，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交相「兵家」，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交相征伐的產物，雖未入春秋諸子「九流十家」之列，但歷朝歷代論軍議戰者眾，故「兵家」輩出，傳世「兵書」豐沛，對後世之領導，影響很大。尤其是，前述「九流十家」對領導議題論述的重心，多放在理論、心靈與哲學層次，有時甚至成為高深學問，難以理解與施行。但「兵家」不然，談理論之外，也談實踐與實用層次之事務，道理較簡單，蘊含管理概念，易懂易行，能結合實作，而常為「將帥領導」所採用，形成中國領導的另一大特色。

《漢書‧藝文志》載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並概分其項目為四：一、「兵權謀」類二、「兵形勢」類三、「(兵)陰陽」類四、「兵技巧」類。其中的「兵陰陽」，專論天時、陰陽、五行之變，並夾雜鬼神迷信，今已少人再論。「兵技巧」，主研攻守器械之巧，則隨文明的進步，軍事科技的發達，也無用於今世。「兵形勢」，主談兵勢變化，其概念或與現今看法有共通之處，惟所列「兵書」，除《尉繚》外，所存無幾，故亦無足論。

唯有「兵權謀」類，傳世之書最多，歷久而彌新，唯有「兵權謀」類，傳世之書最多，歷久而彌新，這些「兵書」包含之範圍甚廣，它們不但是歷朝歷代練兵、帶兵、用兵的準則，也是治軍與培養指揮氣度的寶典，更是戰略思想與行動之搖籃，以及指導戰爭之理論基礎和原動力量；歷代的英君名將，無一不接受其哺育。而其特色之一，就是一些「兵學」思想家對「將帥修養」與「指揮藝術」的重視，從而提出了許多以軍隊「統御」為主軸的「領導理論」；《孫子兵法》即是其代表。

不過，中國之「兵學」，雖盛極於二千餘年前的春不過，中國之「兵學」，雖盛極於二千餘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並長期致用於秦、漢以迄元、明、清初，但卻衰退於近世，此政治昏聵下的人謀不臧所致，無損於中國「兵學」之博大精深。至於西方之「兵學」，雖早萌芽於希臘、羅馬時期，但卻也經過中世紀之長期停滯，一直等到十五、十六世紀以後，隨伴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大航海時期、工業革命、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出現，才開始興盛茁壯，終成世界主流。觀察西方後來居上的「兵學」發展過程，與中國之先盛後衰相較，剛好相反。

近代西方「兵學」雖獨領風騷，成為世界主流；但近代西方「兵學」雖獨領風騷，成為世界主流；但其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約米尼(Jomini，1779~1869) 的《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1780~1831)的《戰爭論》(On War)、史蒂芬(Schlieffen ，1833~1906)的《史蒂芬計畫》(Schlieffen Plan)、馬漢(Mahan， 1840~1914)的《海軍戰略論》(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n Land) 、魯登道夫(Ludendorff，1865~1937)的《總體戰》(Total War)、杜黑(Douhet，1869~1930)的《制空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富勒(Fuller，1878~1966)的《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1789~ 1941)、以及李德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的《戰略：間接路線》(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等，均以戰爭理論、軍 (兵)種戰略、用兵原則為主要內容，較不涉及「領導」領域之問題，不若中國之博大精邃。

中國之「統御領導」思想與理論，概於春秋戰國至中國之「統御領導」思想與理論，概於春秋戰國至秦漢之際發展成熟，「成一家之言」的傳世「兵書」，或「兵家」之立言，除《孫子兵法》外，著名者尚有《吳子》、《吳起》、《孫臏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與《三略》等。其後繼之「兵書」與「兵家」，有關領導之立言雖多，但範圍與意境均無法超越前述諸書；要之，亦不過在前書基礎上，取其所需，加以注釋、總結或運用而已。茲舉前列諸「兵書」有關領導思想與主張部分，述論如下：

一、《孫子兵法》 本書為春秋晚期「兵家」、齊國人孫武仕吳之前所作，共十三篇；包括：重兵慎戰、知兵知戰、戰勝不復、因形無窮之「戰爭觀」；廟算致勝、勝兵先勝、不戰屈人、伐謀伐交、取用於敵、機動速決的「戰略理論」；及正合奇勝、詭道詐立、用間用火、重視地形的「用兵藝術」。為影響中國「戰略思想」與「領導藝術」最深遠的兵學巨著。《孫子兵法‧始計第一》開宗明義載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兵」，是指「戰爭」而言。孫子認為，「戰爭」是「兵」，是指「戰爭」而言。孫子認為，「戰爭」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國家「領導者」，應以「道、天、地、將、法」等五件事，作為經營戰爭的基礎，並須經過「計算」，比較敵我力量之強弱，而探索雙方優劣之情勢。這是孫子的「國家領導」及「國家戰略」層級的「狀況判斷」概念。「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則是國家「領導者」須揭櫫戰爭目的，使全民瞭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進而爭取全民的支持，而不畏危險，全力擁戴；此一上對下「綁心」，下對上「交心」的過程，正是「溝通式領導」之最高要旨。

「將」者，「智、信、仁、勇、嚴」，則是孫子「論「將」者，「智、信、仁、勇、嚴」，則是孫子「論將」的條件，唯有具備此五項「武德」，才足擔負艱巨的軍隊「統御領導」重責大任。「法」者，是指軍事制度與法規，包括：(一)「曲制」：軍隊的編制、編組與作戰序列；(二)「官道」：軍隊成員應遵守的營務營規、內部管理、陞遷賞罰等人事勤務；(三)「主用」：軍費、兵器、糧彈、裝備等軍隊所需的主要用度。此三者必須密切配合，強力運用，始可稱為「建制」之部隊，始能勝任作戰任務。孫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發現編制、人事與後勤支援的重要性，此屬「軍事管理」範疇，亦為孫子「領導思想」的最基礎認知。

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兵勢第五)；「部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兵勢第五)；「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將軍隊按「分」、「數」原則編組，建立「指揮系統」，層層節制，運籌帷幄，此「軍隊管理」之神髓也。此外，在孫子的認知中，「管理」的基礎，應建立在嚴格紀律之上；平時治軍無法，律民無方，訓練不實，戰時就不能發揮戰鬥效能；故除應「令素行以教民」(行軍第九)外，更須因應情勢，「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九地第十一)，才能「號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九地第十一)，落實領導效果。

再者，戰爭的本質殘酷；因此，孫子主張「慎戰」。再者，戰爭的本質殘酷；因此，孫子主張「慎戰」。非至確實有利之時，決不採取行動；非到掌握致勝之機，決不用兵；非在危急存亡之際，決不言戰。目的除在避免「亡軍亡國」的嚴重後果外，也在體恤生靈，不遭塗炭之災；這是明主良將的「指揮道德」問題，也是以「人」為中心的「領導思想」中，最核心的價值問題。故而，《孫子兵法‧火攻第十二》載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互動上，孫子非常重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互動上，孫子非常重視將帥對士卒的態度，提出「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眾也」之告誡。意思是，將帥對部屬說話反覆叮嚀，嘮嘮叨叨(諄諄)，而且神色不安(翕翕)，這就是「失眾」的現象，可與領導失敗劃上等號。此外，孫子認為「獎賞」是將帥「統御領導」的法寶，但須適度，不可浮濫；故接著又曰：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也，不精之至也。(行軍第九)

孫子的意思是：將帥以連續獎賞方式，取寵部下，孫子的意思是：將帥以連續獎賞方式，取寵部下，此領導無能之反映；以連續處罰方式，樹立威信，此領導困窘之投射。兩者均能陷將帥於被動，皆應避免。而先對待部下殘暴，致「失眾」而成亂軍，將帥反畏怕而將就之，這更是最不懂「帶兵」與「知兵」之道的領導失敗現象。而為了達到「帶兵」能「服眾」之目的，「統御領導」當須講求賞罰分明；當罰則罰，當賞則賞，文武兼施，恩威相濟；此即孫子所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應「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道理。如此，軍隊才能成為精練之師，用於戰場，必可取勝。 (行軍第九)

其次，將帥治軍，雖以「嚴明」為第一要義，但也須其次，將帥治軍，雖以「嚴明」為第一要義，但也須有「愛兵如子」的認知，以剛柔調合，換得部屬「交心」；此即孫子：「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第十)之「愛兵」主張。但是，「愛兵」也不能毫無節制，變成溺愛，適得其反；故孫子接著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形第十)；以提醒將帥注意。孫子又認為，在未戰之前，可以透過對五種狀況之判斷，預知能否取勝。其中，強調將帥「帶兵」應先「帶心」的「上下同欲」，及放手讓第一線指揮官適度「獨斷專行」的「將能而君不御」，都是領導成功的效果投射。(謀攻第三)

不過，在孫子的「軍事領導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不過，在孫子的「軍事領導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現今時宜的地方；例如《孫子兵法‧九地第十一》載孫子之言，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這是標準的「愚兵主義」。

觀察中國歷史上的將帥，多喜士卒出身農村，能刻觀察中國歷史上的將帥，多喜士卒出身農村，能刻苦吃粗，又知識淺薄，思想簡單，只做事，不說話。領導這些士卒，只要白天施以連續訓練或服行粗重勤務，累其筋骨，晚上就會力盡而眠，無多餘工夫玩耍花樣，而唯將帥之命是從，有如羊之被驅。老師認為，這種傳統中國「窮兵」、「累兵」、「愚兵」的帶兵模式，若上探源頭，多少應受到孫子「驅羊論」之推波助瀾影響。但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中，這恐怕也是很正常的現象；瑕不掩瑜，並無損其整體思想的偉大精深。

二、《吳子》 《吳子》，又稱《吳起》、《吳子兵法》、《吳起兵法》，傳為戰國初期吳起(？~前381)所著，是吳起與魏文侯、武侯論兵對談之記錄；今本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是繼《孫子兵法》之後，又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先秦「兵書」。《吳子》與《孫子兵法》向來相提並論，被奉為「兵學」經典，是戰國後期家戶必藏之書。(韓非子‧五蠹) 司馬遷《史記》，將孫吳同列一傳，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即是。《漢書‧刑法志》論天下「兵家」，亦曰：「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可見《吳子》一書的歷史地位。

若以孫子、吳起兩者相較，吳書以「正」，似《論若以孫子、吳起兩者相較，吳書以「正」，似《論語》；孫書以「奇」，似《孟子》；(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篇卷2)思想一以貫之，但各有特色。吳起的領導思想，大體站在君王立場，對「治國」、「論將」與「治軍」等方面，提出見解。在「治國」方面，吳起認為「國家領導」的基本概念，就是「內脩文德，外治武備」；《吳子‧圖國第一》載曰：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脩文德，外治武備。

《尚書‧甘誓》有載：「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故「有扈氏」是夏初的一個「部落聯盟」(或曰「方國」)；而「承桑氏」亦可能是其前後時期的另一個「部落聯盟」。吳起以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俱遭滅國之禍為例，提醒魏文侯，「國家領導」之道，一方面應「內脩文德」，以教化人民，增強全民道德意識；另一方面，亦應「外治武備」，以建軍備戰，防敵侵犯。兩者須雙管齊下，才能確保國家安全。吳起既強調「治國」之基礎，在於「文德」與「武備」兼具，而將帥身繫國家安危重擔，因此「論將」就不能僅放在「勇」上。

「勇」只是條件之一，所以必須選取「文武兼備、「勇」只是條件之一，所以必須選取「文武兼備、智勇雙全」者，求其「均衡性」，才能上下連貫，落實君王的「治國方略」；《吳子‧論將第四》載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依照吳起的解釋：「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吳子‧論將第四)

而將帥除須做到上述「五慎」之外，更須知「氣機、而將帥除須做到上述「五慎」之外，更須知「氣機、地機、事機、力機」等用兵之機，方可成為「得之國強，去之國亡」的「良將」。(吳子‧論將第四) 其實，上述的「五慎」、「四機」，很大一部分屬於「軍事管理」的範疇；這可能就是論者以「吳書以正」的原因。吳起的「軍事管理」概念，還用於「治軍」之上。吳起認為，軍隊的編組，須以士卒的專長與特質為依據，「聚為一卒」；有了這樣的「戰鬥編組」，就可以成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的精銳勁旅。(吳子‧ 圖國第一)

吳起又認為，軍隊致勝的關鍵，在素質，不在數量，吳起又認為，軍隊致勝的關鍵，在素質，不在數量，而強化素質的工夫，就在「治」上；《吳子‧治兵第三》載曰：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乎？對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皷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不過，再好的「治軍」方法，也必須以嚴格的訓練為基礎，才能達到「父子之兵」的戰力標準。故吳起的「用兵之法」，強調「教戒為先」，採取類似今日「多層次直銷」的「幾何級術」概念：「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吳子‧治兵第三)

此外，吳子的「軍事管理」思想也用於「教戰之此外，吳子的「軍事管理」思想也用於「教戰之令」上，又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皷，弱者給廝役，智者為謀。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皷整兵，二皷習陣，三皷趨食，四皷嚴辦，五皷就行…(吳子‧治兵第三) 吳起認為，將帥必須根據軍隊成員的特點與背景，賦於適當的戰鬥、勤務或參謀任務，並將同鄉里、同什伍的人編組在一起，以鼓聲統一作息行止，才能發揮最大戰力；這些都是「統御領導」的本務與基礎工作。吳起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合乎科學的「軍事管理」觀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三、《孫臏兵法》 又稱《齊孫子》，為戰國中期孫臏受刑後的論兵之作 (「臏」，古代削去膝蓋骨之刑罰也；故此孫子，即孫臏)；《漢書‧藝文志》著錄八十九篇、圖四卷，但已不見於《隋書‧經籍志》中，判斷原書在東漢至隋之間已佚失。直到1972年，大陸考古學者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挖掘中，出土《孫臏兵法》殘簡364枚，約有11000字，經整理編為三十篇，才使這篇失傳千餘年的偉大先秦時期「兵學著作」，得以重見天日。此一「地下史料」，也旁證了孫子與吳起「兵書」的真實性。更難得的是，孫臏的「兵學」思想，曾經透過「桂陵」與「馬陵」兩次戰役的驗證，創造了「圍魏救趙」與「增兵減竈」的用兵範例，是一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一代「兵學大師」。

孫臏曰：「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孫臏兵法‧見威王)孫臏曰：「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孫臏兵法‧見威王) ；他和孫子、吳起一樣，都重視戰爭的勝敗，但孫臏更具有以「權力」概念為主軸的「現實主義」思想。孫臏強調，在戰爭及君王施政中，沒有比「人」更可貴的東西，故有「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孫臏兵法‧ 月戰)之言。而「人」既可貴，為了贏得戰爭勝利，建軍重心，就得放在「人」素質之上；《孫臏兵法‧篡卒》載曰：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勢，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歸，其強在於休民，其傷在于數戰。「篡卒」，就是「挑選士卒」之意。唯有注意上述八項事情，君王或將帥才能獲得士卒的擁護，而贏取戰爭勝利。

而除了「篡卒」之外，孫臏更注重對將帥的選拔，提而除了「篡卒」之外，孫臏更注重對將帥的選拔，提出「信、忠、敢」的明確條件。「信」，就是「信賞」；「敢」，就是「敢去不善」；「忠」，就是「忠君」。(孫臏兵法‧篡卒)也就是說，作為一名將帥，必須信賞明罰，敢於改正錯誤，去除不良習性，以及效忠自己的君王，否則就得不到部屬的敬重與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孫臏的「統御領導」思想中，強調了孫子、吳起所無的「忠君」概念。孫臏歸納戰爭勝與不勝的原因，曰：恒勝有五：得主專制，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合，勝；糧適計險，勝…恒不勝有五：御將，不勝；不知道，不勝；乖將，不勝；不用間，不勝；不得眾，不勝。(孫臏兵法‧篡卒)

其中，「主專」、「御將」、「乖將」、「得眾」、其中，「主專」、「御將」、「乖將」、「得眾」、「左右合」等觀點，都應是孫子「統御領導」思想的延伸，無足再論。較有特點的是，孫臏以「矢弩」的結構與發射原理，將士卒、將帥、君王，比喻成矢(箭)、弩(弓)、射手，進一步論述君王、將帥與士卒的互動角色，也反映了他的「統御領導」基本概念。孫臏認為，士卒的編組，猶如箭的構造，唯有「金在前，羽在後」的「前重後輕」設計，才能射中目標。將帥的指揮，就像弩的原理，兩臂平正使力，引張弩弦方法正確，才能有效發射；君王的決策，則好比射手的技巧。必須三位一體，同心協力，才能贏得戰爭勝利。此即孫臏所曰：「兵之適(勝)敵也，不異於弩之中招也」的道理。(孫臏兵法‧兵情)

四、《司馬法》 成書於戰國中期，乃齊威王仿效春秋晚期齊國名將司馬穰苴用兵，命大夫追論其兵法，附穰苴於其中，是一部官修「兵書」；司馬遷譽之為「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其思想主軸，在強調「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 人本第一)，主張「以戰止戰」(司馬法‧人本第一)；其所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人本第一)，更是千古警世之言。《司馬法》認為，古時候王者的「治國」與「興兵」，都會遵循「仁、義、禮、信、智、勇」等「六德」，以教民、理軍；並在戰爭準備上，提出「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的「五慮」要求。(司馬法‧定爵第三)

而一切無慮後，才能去和敵人作戰；這是一種戰爭前而一切無慮後，才能去和敵人作戰；這是一種戰爭前以「安全」為考量的「狀況判斷」概念，與《孫子兵法 ‧始計第一》所揭櫫之「廟算」觀念略同。此外，將帥「統御領導」的才能，應表現在作戰指揮之上，如此才能「服眾」，才能贏得勝利；因此，其對將帥要求的標準是「完美化」，將帥不但須有孫子「智信仁勇嚴」的條件，更要有「定靜安慮」的修養，以及「親兵」、「愛兵」的工夫，能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司馬法‧定爵第三) 司馬法非常重視國君與將帥「統御領導」內外在作為的融合，他認為：領導者平時治國要注意恩惠與信用，創造和諧環境；帶兵要威武有豪氣，維護嚴明軍紀；作戰要勇敢而敏捷，並保持冷靜思維。

一個國君與將帥，唯有做到以上要求，才能成為在國一個國君與將帥，唯有做到以上要求，才能成為在國家有好名聲、在軍隊是好楷模、作戰時受部屬信賴的好領導者；當然，有了這樣的領導者，就可以取得戰爭勝利。此外司馬法也強調「賞罰」的重要性，其原則是「公正適當」、「從重從快」，以收宣教目的；故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司馬法又認為，將帥不可但憑一己好惡私念，而濫施賞罰；否則就是「專權」。而在作戰過程中，領導者除應「重賞罰」外，尤須：戰勝時「與眾分善」，戰不勝時「取過于己」，再戰時「誓以居前」。(司馬法‧嚴位第四)

不過，「賞」與「罰」之間，司馬法似乎更重「罰」不過，「賞」與「罰」之間，司馬法似乎更重「罰」，認為「嚴罰」具有警惕作用，使人不敢犯法；故有「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的主張。(司馬法‧嚴位第四) 總之，老師觀察所見，司馬法領導概念的最大特點，在於具有較強的「整體感」，與向下紮根的「務實感」；此與同一時期以「理論見長」的孫子、吳子、孫臏等人相比，層次與內涵均有不同，但具互補作用。

五、《尉繚子》 成書於戰國中期，出於梁惠王時尉繚之手(隋書‧經藉三)。《尉繚子》崇尚「法治」，具濃厚的法家思想，亦有較強的兼容性；其開宗明義第一篇，就談「天官」問題，標示其「無神」看法。所謂的「天官」，就是古時候對天體星象的總稱，以此推算陰陽時日的向背變化，決定人世間的凶吉，也用於預測戰爭的勝敗。但尉繚不同意這種觀點，在與梁惠王對談時，曰：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城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若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尉繚子‧天官第一)

尉繚認為，唯有「人事」，才是戰爭的主體與勝負的尉繚認為，唯有「人事」，才是戰爭的主體與勝負的主宰者，和「天官時日」並無關連。比如攻城，若東西南北都無法攻破，難道這四個方面都沒有適於破城的「良辰吉時」嗎？其實攻城成敗的關鍵，在雙方「人為」的作戰準備，而不在將帥對「天官時日」的迷信。為將者，必須有「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尉繚子‧武議第八)的氣魄與修養；這樣將帥領導士卒、指揮作戰時，才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尉繚子‧兵談第二) 因此，尉繚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尉繚子‧威戰第四)的見解，此觀點與孟子相同。

尉繚認為，將帥與士卒間的互動，應以「誠」為基尉繚認為，將帥與士卒間的互動，應以「誠」為基礎。 (尉繚子‧攻權) 尉繚對王者與將帥又有「不私於一人」(尉繚子‧攻權)的期許，認為唯有領導者「使民無私」，才能「天下一家」。(尉繚子‧治本) 《尉繚子》崇尚「法治」，強調「武禁文賞」(尉繚子 ‧治本)，著重「軍事管理」；以全書的一半篇章(篇十三至篇二十四)，詳述與「統御領導」基礎工程相關的「軍事法令」條目。總而論之，老師認為，尉繚不僅是一代「兵學宗師」，更是一位古典「理性」兼「現實」主義的思想家；其能在當時打破神權與封建禁錮，出現「注重人事，不求鬼神」的「無神」思維，尤其難得。

六、《六韜》 或稱《太公六韜》，約成書於戰國後期，托名於齊太公姜望(即姜牙或呂望)；包括文、武、龍、虎、豹、犬等六韜，故名。全書共六十篇，惟部分內容已佚。《六韜》之政治思想，首論「君道」；「君道」，也就是「國家領導」之道。作者以儒家思想為主，融合諸子觀點，對君王提出「仁」、「德」、「義」、「道」修養的要求。(六韜‧文韜‧文師第一) 《六韜》主張「天下為公」，「唯有道者處之」(六韜‧ 武韜‧順啟)。其「國家領導」思想，認為國君須與人民共享天下利益，才能得到天下；若獨享天下利益，就會失去天下。只有不掠奪人民利益者，才能獲得人民擁戴。 (六韜‧武韜‧啟發第十三)

《六韜》對將帥修養的要求很高，希望將帥都能做到「智勇雙全」、「才德兼備」、「人格完美」與「忠於人君」；唯有這樣條件的人，去帶兵打仗，才能獲得全勝。七、《三略》又稱《黃石公三略》，或《黃石公記》。舊題黃石公著，或稱下邳神人撰，因出於秦漢之際人物之手，偽托姜太公所作，由黃石公受張良，故名。(史記‧留侯世家) 不過，黃石公授張良者，分明是《太公兵法》，但卻由此流傳成為《三略》，至今無人能曉，也因此出現《三略》成書的一些不同說法。

《三略》兼採儒、道、法、墨諸家思想，與讖緯迷信之說，因其很多內容，講求人情世故，能與世俗人性結合，容易深入人心，故為歷代領導實務者所推重。全書分上、中、下三略，是一部著重政略、心略與修養心性，成為「帝王師」的兵書。本書作者認為，不論為國之道，為將之道，都要體察眾心，收攬民心，注重民事，關心民命，更要崇禮重祿，才能收到萬眾一心的領導效果；這是《三略》在「領導思想」上的主體價值觀念。

在將帥修養與能力方面，《三略》引《軍讖》之言，在將帥修養與能力方面，《三略》引《軍讖》之言，認為將帥應「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三略‧上略) 也就是說，優秀的將帥，必須具有智、賢、能、勇、仁等「均衡」條件於一身。按，《軍讖》可能成書於商朝或更早時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戰爭理論著作；和其同時期的兵書，還有《軍勢》與《軍政》，但均已無從考據。《三略》進一步提醒將帥，應以公正開闊的胸襟，修己安人，建立良好的領導風格；將帥切不可犯「拒諫」、「策不從」、「善惡同」、「專己」、「信讒」與「貪財」等缺失。(三略‧上略)

以上六項缺失，《三略》作者認為：「將有一，則眾以上六項缺失，《三略》作者認為：「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三略‧上略) 此外，《三略》一方面要求將帥要有「恕己而治人，推恩施惠」(上略)的修養，另一方面亦強調「將無威」而「軍必喪」的概念。(上略)而維持「將威」的關鍵，就在「軍令」與「賞罰」之上。(上略) 《三略》作者，深知人有好面子的天性，故將帥應待士以「禮」；又知人有自私的本性，重賞之下，不止有「勇夫」，更能招致「死士」。因此，又引《軍讖》之言，從「人性面」論述「賞」與「禮」在「將帥領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曰：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上略) 不過，《三略》對「將帥領導」最生動、最務實的論述，莫過於將帥除須愛兵如子外，更要刻苦吃粗，生活與士卒一致，以身教代替言教；甚至有樂士卒先享，有苦自己先擔，如此才稱得上是「將」。載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三略‧上略)；「醪」(音勞)，古時含有渣滓的濃酒。

《三略》道出了「人為知已者死」的最深層意義，也是「統御領導」的最高境界。反之，如果將帥高高在上，將士卒看成「路人甲」，那麼士卒也必會把將帥視為「路人乙」。總之，對領導者而言，《三略》是一部「實用型」的「兵書」，言簡意賅，本身沒有太大理論，多為領導實務投射的論述。黃石公《三略》之問世，正是秦末喪亂之際，也是黃老思想逐漸抬頭之時，故本書受此歷史政治背景影響，雖曰兼採儒、道、法、墨，但卻偏向黃老。故本書自稱「衰世作」，意在期望人主(領導者)通曉治道，安邦治民。

老師認為，本書之所以受到歷史上「兵家」的重視，老師認為，本書之所以受到歷史上「兵家」的重視，一方面應是其多引《軍讖》之言，反映了上古中國王者治軍、治國之道；另一方面，也與黃石公以本書授張良，張良助劉邦平天下有關。

第五講 中國領導的特色 ( 三 ) 授課教師：何世同博士 / 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