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夥以侔利：商人 / 倭人 / 海盜的集體選擇

合夥以侔利：商人/倭人/海盜的集體選擇 邱澎生（2012/10/09）

合夥侔利的歷史 生財有道，自古而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記各地物產與商人「射時術」明清合夥經商的類型（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由「商綱、客幫」到「商幫」的歷史（范金民〈鑽天洞庭遍地徽——明代地域商幫的興起〉,2007）「合夥」與「入夥」的抉擇：商賈 vs. 海盜→兩種生財之道，儘管未曾合併出「特許公司」（chartered company），但仍出現了「字號、賬房」等經濟組織，政府「間接在抬面下保護」，但未「直接從旁扶持」，海盜則又是另一個故事

16世紀以降的商業擴散：人/物/經營 （人）「十大商幫」的史實與建構；安徽各支、山西、陝西、廣東、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浙江各支（龍游）、江蘇各支（洞庭、句容）（范金民，2007）（物）明清商人致富之道：鹽、絲織、棉織、販/植木、糧食、海外貿易、造船、船運、紙、藥材（人蔘）… （經營模式）商業手冊：《客商規鑒論》、《客商一覽醒迷》、吳中孚《商賈便覽》、《布經》…vs.「盜亦有道」（明清海盜史）

長程貿易之晉商(山右)與徽商(新安) •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謝肇淛 (1567-1624, 閩人,萬曆20(1592)年進士)，《五雜俎》

徽商：商人的「集團化」歷程 「無徽不成鎮」：明清江南的都市發展史休寧、歙縣、祁門→黟縣、婺源、績溪由「徽人」到「徽商」：明代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4)年間，以至正德(1505-1521)、嘉靖(1522-1566)年間的「徽商發展史」（范金民,2007:52）「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鄭、黃、許諸氏，揚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揚學派，亦因以大通」（陳去病《五石脂》，轉引《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頁94）

徽州商人興衰及其「海盜業」簡史 「徽郡商業，鹽、茶、木、質鋪四者為大宗。茶業六縣皆產，木則婺源為盛。質鋪幾遍郡國，而鹽商咸萃於淮、浙。自陶澍改鹽綱，而鹽商一敗塗地；左宗棠增質鋪歲月，而當商幾敗。及今茶市既不改良，而連歲之虧耗者，不可勝數。然徽人謂曾國藩駐師祁門，緃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陳去病《五石脂》）；江南之「無徽不成典」 ps. 太平軍1860年攻入蘇州前夕，清軍燒山塘街「許本善，航海而賈島中，贏利百倍」（汪道昆《太函集》卷40〈許本善傳〉）→海盜許二、王直的傳奇vs.科考不順自殺獲救，後入閣九年(1583-1591)的許國（ps.徽州許村的許氏宗祠展示廳）

徽商的組織能力 「新都(新安)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賈人娶婦數月，則外出或數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識者。大賈輒數十萬，則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數人。其人皆銖兩不私，故能以身得幸於大賈而無疑。他日，計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為賈，故大賈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顧炎武編《肇域志》江南11〈徽州府〉，轉引《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頁90）「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王振忠《千山夕陽》頁15）

徽商的商業文化與經商知識 《豆棚閒話》：「徽州俗例，人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學做生意」（轉引：范金民，2007）「其數奇販折，寧終身漂泊死，羞歸鄉對人也。男子冠婚後，積歲家食者，則親友笑之；婦女亦安其俗，而無陌頭柳色之悔…徽人四民咸淳樸茂，其起家以貲雄閭里，非數十百萬不稱富也，有自來矣！」（顧炎武編《肇域志》〈徽州府〉頁90-91）（王振忠《千山夕陽》）汪道昆：「休歙右賈而左儒，直以九章當六籍」、「吾鄉左儒而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1987 ）商人兼算學家的程大位，及其《算法統宗》（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明清數學與算盤發展以及江南的人力資本）

婦女亦「安其俗」：徽州的貞節牌坊

徽商與其他商幫聚集的江南(1)：南京、揚州、鎮江、常州、蘇州徽商與其他商幫聚集的江南(1)：南京、揚州、鎮江、常州、蘇州

徽商與其他商幫聚集的江南(2)：松江、嘉興、湖州、杭州徽商與其他商幫聚集的江南(2)：松江、嘉興、湖州、杭州

姑蘇繁華：16世紀江南經濟的繁榮 • 「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南北兩岸，居民櫛比，而南岸尤甚。凡四方難得之貨，靡所不有，過者爛然奪目。楓橋尤為商泊淵藪，上江諸郡及各省菽栗棉花大貿易咸聚焉，南北往來，停橈解維，俱在於此」（鄭若曾，《江南經略》卷2葉60上） • 「嘗出閶市，見錯繡連雲、肩摩轂擊。楓江之舳艫銜尾，南濠之貨物如山，則謂此亦江南一都會矣」(崇禎《吳縣志》卷首 ) • 沈寓〈治蘇〉：「長江繞於西北，大海環於東南，蘇郡為奧區耳。山海所產之珍，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里之商賈，駢肩輻輳」(《清經世文編》卷23)

蘇州城與明代萬曆29年織工民變圖，取自：巫仁恕〈明清江南東嶽神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以蘇州民變為討論中心〉，收於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台北：2005，頁180蘇州城與明代萬曆29年織工民變圖，取自：巫仁恕〈明清江南東嶽神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以蘇州民變為討論中心〉，收於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台北：2005，頁180

乾隆《吳縣志》：「金閶市肆，綢緞與布，皆列字號，而布業最巨。楓橋以西，市多米豆，南濠則海外之貨萃焉」乾隆《吳縣志》：「金閶市肆，綢緞與布，皆列字號，而布業最巨。楓橋以西，市多米豆，南濠則海外之貨萃焉」

清軍燒蘇州山塘街會館後的殘跡

蘇州全晉會館的戯台 中國會館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會館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附）四川省自貢市的西秦會館 中國會館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會館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農工結合：江南絲綢市場的擴張 16世紀蘇州絲織業：「綾錦紵絲，紗羅紬絹，皆出郡城機房。產兼兩邑，而東城為盛，比屋皆工織作，轉資四方，吳之大資也」(楊循吉《嘉靖吳邑志》) 經商蘇州的杭州綢緞商捐建會館，乾隆37年(1772)碑記：「吾杭饒蠶績之利，織紝工巧。轉而之燕，之齊，之秦、晉，之楚、蜀、滇、黔、閩、粵，衣被幾遍天下，而尤以吳閶為繡市」（《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集》頁19）「江南絲織業在興盛的乾、嘉年間，每年生產的商品性絲綢，相當於綢類一千數百萬匹，價值1,500萬兩」；此數目較之明代約「增加三十五倍以上」（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頁253）

農工結合：江南棉布市場的擴張 明代商品棉布進入長程貿易的數量約為年約1,500~2000萬匹，到1840年代，則增加至年約4,500萬匹。 1840年代每年賣入長程市場的棉布，單以江南的蘇、松地區計算，則約有4,000萬匹。這些都是商品棉布的數量，而商品棉布只占當時全國棉布總生產量的14.3%（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頁259-263）商品棉布的新推估：清代前期「整個江南年產布興盛時，多達7,800萬匹，進入市場的商品量當在7,000萬匹之譜」（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頁29-30）

新組織：棉布業字號與絲織業賬房 • 前明「數百家布號，皆在松江、楓涇、洙涇樂業，而染坊、踹坊、商賈悉從之」(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中〈芙蓉塘〉頁13上 ) • 「金閶市肆，綢緞與布，皆列字號，而布業最巨」(乾隆《吳縣志》)

蘇州、松江的棉布「字號」 「蘇布名稱四方，習是業者，閶門上、下塘居多，謂之字號。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號，常數十家賴以舉火，惟富人乃能辦此」（許治、顧詒祿，乾隆《重修元和縣志》，乾隆27年（1762）刻本，卷10〈風俗〉）踹坊坊戶「領踹布匹，先由同業互保，寫立承攬交號，然後立摺領踹」（《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81）

農戶：植棉、紡紗、織布 （「男耕女織」）棉織業「字號」的生產結構布牙布莊染坊；踹坊字號

農戶：養蠶‧繅絲‧紡經 城鎮機戶（二叔）；織匠（三叔）絲織業「賬房」的生產結構賬房（大叔）綢領頭；絲牙染坊

工場中的染絲

家庭即工場？江南絲織農村手工業 「浙江杭、嘉、湖三府，皆蠶桑之地，定例：錢糧奏銷，皆展限一月。每年四月，有司出示：停徵、停訟，胥役不得下鄉。如學使者，蠶月按臨，亦出示停止陞炮」；「蠶月」事忙，教書先生也得放假回家幫忙，東家事實上也無家內空間可供塾師授課：「凡設塾于家者，蠶至大眠，館東房屋皆須鋪蠶；而蒙師亦家盡養蠶，須自助勞。是時，村塾盡輟學，謂之假蠶館」（ps.清代學生的「暑假」）（清，道場山人星甫，《西吳蠶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78，卷上，頁150、156）

由放料到工廠是惟一道路嗎？ 清代前中期江南絲棉工業「工場手工業似乎並無多大進展」，但帳房、布號等「包買商、放料生產」制度，其實比「集中生產的手工工場」更具「經濟上的優勢」、更能透過對加工生產者進行「質檢驗收」而提昇生產組織的「分工與專業化」（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2000:80、82-83）交易成本/社會成本問題：商人可避免工人罷工時受到牽連（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廠：清代前期蘇州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 2002）

東亞海上世界：貢舶/商舶/寇舶三部曲 （內）海賊與國防鬆弛：「國初防海，規劃至為精密…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於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是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列（烈）港、峿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處」（唐順之《荊川先生外集》卷2〈三沙賊遯疏〉）。鄭和下西洋的民間效應：「華人習知東夷金寶之饒」（黃俁卿《倭患考原》頁316）（外）倭寇長期侵擾：由元末明初、嘉靖到萬曆的長時段；由廣泛突襲到集中掠奪江、浙精華區（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 燕京學報專號第 6 號, 1934）。15世紀後期日本戰國時代，部份領主支持「海盜」活動鄭若曾《籌海圖編》:「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登貢舶而來，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舶，皆貧與為惡者也」

常防劫奪：由海商而海盜 寧波府定海縣雙嶼、漳州府海澄縣月港，成為當時中國兩個最大海貿走私基地（陳文石《明洪武嘉靖間的海禁政策》,台北:1966,頁128）嘉靖 (1522-1566)初年, 1520s後，閩、浙干犯海禁問題愈趨嚴重，走私規模變大，政府加強打擊，但不僅走私更嚴重，「倭夷」問題也在嘉靖 30年代(1550s)轉趨激烈（鄭樑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五, 頁160）明朝人的分析：「海商初不為盜，然盜從海商起，何也？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驍悍而善戰者，蓄於舟中」（鄭若曾《籌海圖編》卷11）。「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眾為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奸商猾民，瞷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明經世文編》卷332〈倭志〉）

朱紈故事：嚴禁派的登場與受挫 嘉靖26-28年（1547-1549），朱紈受命整治海寇與閩浙士民「通番」的一個「悲壯」故事：受壓力而辭職，後又有御史彈劾「擅殺無辜」，選擇飲鴆自殺。《明史》〈朱紈傳〉悼詞：「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朱紈「農本主義」的社會理想（山崎岳〈巡撫朱紈與嘉靖「海寇」〉,《日本東方學》一輯, 2007）浙江巡撫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朱紈：「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甓餘雜著》）

北虜南倭：倭寇/海賊加劇與平復 嘉靖31年（壬子, 1552），海盜與倭寇問題加劇，特別是「王直勾倭為亂」，海上武裝商販與「倭夷」大肆侵擾沿海各省，中國海盜集團「不下六、七十起」：蕭顯、許二、王直、徐海、許朝堅、洪迪珍、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皆其中著名者明政府「集兵四方，轉輸天下，募鄉勇，召豪俠，懸重賞，徵奇謀，調狼兵、苗兵，選用少林寺僧，搏戰二十餘年，始告平定」，共「殉難文臣29人、武官205人」（陳文石, 1966:159）結局：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局部開放海禁。萬曆初年(1570s) ，胡宗憲、俞大猷、譚綸、戚繼光剿平倭亂，林鳳逃至「西洋呂宋」。Ps.萬曆20,25年(1592, 1597)明朝兩次兵援朝鮮，協助抵抗豐臣秀吉日本侵略

取自：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網路課程」(http://jpkc.scnu.edu.cn/zggds/wlkc/ziliao/xingshitu/yuanqing.htm)取自：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網路課程」(http://jpkc.scnu.edu.cn/zggds/wlkc/ziliao/xingshitu/yuanqing.htm)

不由日本來的假倭寇 • 「賊半為漳州土人。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繫一大寺，命以金帛贖身。各限以數，不如數者，腰鋸解之」（轉引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 1934:121-122） → 《明代倭寇考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預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獲鄉官太守姚汝舟，刼其家眾，用千金贖還」（陳文石, 1966:160） • 真正倭寇「不過十之二、三」（陳文石，1966:160）

血與錢：「倭寇」的殘酷故事 浙、閩受災嚴重，興化府城被占長達三個月，但江南城鎮菁華地帶則最為重災區：「犯蘇門，掠竟日，載輜重百餘舟」「硤（石）鎮值年節，男皆酣飲，婦皆粧飾，不虞寇至。燹忽四發，煙塵蔽天；經三宿，燼猶未熄，死水火者無算」「犯湖州市，大肆燬掠…殺人無算。城邊流血數十里，河內積貨滿千船」(轉引陳懋恒，1934:121-122)

殘酷的條件：蝴蝶陣與倭刀的登場 鄭若曾《籌海圖編》：「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手舞雙刀，刀長五尺餘，手腕運動，開鋒甚長。其刀飛舞，通身如雪，無間可擊」「倭法：左手持刃，挺而前；右手刃才數寸，人不虞其右也。近則舒之，長五六尺，削鐵如泥」；「我兵攢鎗刺之，賊斫一刀，十數鎗齊斷」（轉引陳懋恒，1934:125）

中國「奸民」尖底船的加入 鄭若曾《籌海圖編》：「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故倭船過洋，必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載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 Ps. 沿海「奸民」的歷史：「寧、紹姦人，通同吏書，將起解錢糧物料，領出雙嶼賊船，私通貿易…往年夷使入貢，遨遊各姦之家，飲酒題詩，真同兄弟，中有不忍盡言者」(朱紈《甓餘雜著》)

西洋佛朗機加入「中日戰爭」 • 葡萄牙帆船抵達東亞(1510s)，耶穌會士赴日傳教(1543) • 日本仿製「佛朗機」，並於中國「測試」： • 「賊發佛朗機，誤中山巔…賊發佛朗機，又誤焚其火藥簏，賊遂不復舉火器」(《崑新合志稿》)

來自更遠方的海盜/海商 1555年(嘉靖34)12月，耶穌會士Luis Frois由馬六甲寄信：「中國和日本間發生很大爭吵和鬥爭。一支龐大的日本艦隊襲擊了中國沿海許多地方，包括人煙稠密的太倉城，日本人在那裏大肆破壞，俘虜了一些大貴族…中日間的這種矛盾很有助於想去日本的葡人。因為如中國人不能到日本進行貿易，則葡國商人在世界貿易中就能獲取大利」（Boxer〈導言〉，收入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1990，頁12） Ps. 1498,葡人開通好望角到印度洋航線；1511,征服馬六甲王國；1517(正德12),抵廣州要求通商; 1520s,加入中國沿海走私貿易。嘉靖36(1557)，葡人長踞廣東省香山縣丞的駐札地—澳門（ps.媽閣 Macao）

海禁爭議：嚴禁派的堅持 嚴禁派的法律根據《大明律》〈兵律〉編〈關津〉章〈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匹、紬絹、絲錦，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主要分析與推理：危害國家/地方安全，貪污敗壞官箴「官府抽分，公為貿易，遂使奸民數千，駕巨船，私置兵器，縱橫海上，勾引外夷，為害地方」（《明武宗實錄》卷113，正德九年(1514)六月丁酉）

弛禁派的分析與推理 • 「備倭之法，防海之禁，斤斤明於國初。然寇未嘗絕，何也？夷夏有無之互以通也…凡商於海者，武具而力齊，雖有小寇，無所容於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私請，商市漸阻…乃有朱都御史紈之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鄭若曾《籌海圖編》卷11） • 三條重點：基於「夷夏」互通有無之市場需要而難以禁絕；海商本可自保並清除「小寇」；商與寇，兩害擇其輕

「海禁」的結構性難題 「漳、潮乃濱海之地，廣、福人以四方客貨預藏於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用銀置買，不似西洋人載貨而來，換貨而去」（《武備志》卷214）「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佔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侔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勒不與值，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紈談之詳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2）

閩廣大家與總督巡撫的「有志一同」 • 沈德符約寫於1606年的評論：「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佔之地」 • 康熙皇帝在1684年的評論：「上曰：向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嘗斷絕？凡議海上貿易不可行者，皆總督、巡撫自圖射利故也」（《清聖祖實錄》卷116, 康熙23（1684）年7月乙亥） •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採納塗澤民建議，局部開放「海禁」（鄭樑生, 1997:168）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回航船貨商品（胡椒；其他香料；紡織品；硝酸鉀、碇藍、銅、糖）Composition of the VOC return cargoes, 1668-1670 Joost Jonker and Keetie Sluyterman . At home on the world markets. The Hague : Sdu Uitgevers, 2000

由入股/入夥到募股/炒股 發財之道的集體選擇：「入股」與「入夥」的制度條件中國：江南的棉布字號與絲織帳房、閩廣的海商「船東、船長」合夥制度，乃至會館、公所與票號、錢莊。明清政府自16世紀後期以下，逐漸變為「間接在抬面下保護」，海禁也已基本開放，官商關係也在法律上有不少新發展 16、17世紀以後西、北歐某些國家：政府逐漸將合夥/股份商業行為予以法制化，特許公司（chartered company）、證券交易商、銀行，乃至18世紀後半出現變化的「工廠」回到歷史現場：「十七世紀時，歐洲人為何創造出全球最早具法人身分的公司？…真正的答案其實更錯綜複雜，且與今人眼中法人身分的好處，關係甚淺」；「海盜的民主生活」（《貿易打造的世界》頁252、257）

合夥以侔利： 商 人 / 倭人 / 海盜 的集體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