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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鄒族與二二八事件.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川路祥代 2009.4.29. 序言. 1947 年 3 月初,鄒族二百個青年進入紅毛碑彈藥庫,然後包圍嘉義水上機場,最後搬走大量的武器帶回鄒族部落。後來,至 1954 年 4 月,高一生(鄉長)、湯守仁(前任村長)、方義仲(村長)、汪清川(警察)等四位鄒族菁英,以叛亂罪為由處於死刑,武義德(村長)處於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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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鄒族與二二八事件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川路祥代 2009.4.29
序言 • 1947年3月初,鄒族二百個青年進入紅毛碑彈藥庫,然後包圍嘉義水上機場,最後搬走大量的武器帶回鄒族部落。後來,至1954年4月,高一生(鄉長)、湯守仁(前任村長)、方義仲(村長)、汪清川(警察)等四位鄒族菁英,以叛亂罪為由處於死刑,武義德(村長)處於無期徒刑。
不管一般性的報導或專業的研究論文,過去描述鄒族與二二八事件的文章都由於提倡高一生的理想性來企圖呈現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行為。若要顛覆國民党政權所提倡的歷史觀而企圖重寫「台灣史」的話,其論述方法不一定是不對的,但若採取過於集中高一生個人的論述方法,導致忽略鄒族社會的整體性。因此本論文擬大量採取鄒族人的口述記錄,再加上與文獻資料的交叉分析,從鄒族社會全體現象來探討鄒族青人參與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基於鄒族人的話語來企圖重建他們的內在歷史。不管一般性的報導或專業的研究論文,過去描述鄒族與二二八事件的文章都由於提倡高一生的理想性來企圖呈現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行為。若要顛覆國民党政權所提倡的歷史觀而企圖重寫「台灣史」的話,其論述方法不一定是不對的,但若採取過於集中高一生個人的論述方法,導致忽略鄒族社會的整體性。因此本論文擬大量採取鄒族人的口述記錄,再加上與文獻資料的交叉分析,從鄒族社會全體現象來探討鄒族青人參與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基於鄒族人的話語來企圖重建他們的內在歷史。
一、鄒族傳統社會1.原始鄒族社會 • 根據荷蘭時期的記錄,鄒族居住地包含從雲林斗六至台南安平一帶的嘉南平野,也記錄現在鄒族的兩個大社(hosa)特富野、達邦的名稱。位居大社的男子會所(kuba)是部落的象徵,並且擁有部落首長(peongsi)、征帥(eozomu)、勇士(maotanu)、長老(mameyoi)、巫師(yoifo)等職位與地位,以及以上述人等組成的「部落長老會議」。當一個聚落遭受到外敵攻擊時,所有聚落中的成年男子都有全力應戰的義務,並且具有勇謀的征帥來統帥整個戰鬥隊團,勇士及眾多男子必須嚴格服從於征帥之領導。
2.荷鄭時期 • 鄒人與荷蘭人曾經有過非常密切的關係,除了荷蘭時期的「臺灣土名戶口表」出現鄒族部落名稱之外,鄒族傳說云「祖先曾居住在安平港附近,荷人船隻欲登陸但鄒族祖先阻止,但狡猾的荷人卻佯稱只要一張鹿皮大小之地即可,祖先遂許之,沒想到荷人卻將鹿皮剪成細絲條,圈起比祖先原先想像要大得多的範圍。」後來將獵獲野獸產品透過漢人社商(paksia)售予荷人,甚至於部份族人與荷人通婚,1661年荷人結束其據臺38年的歷史而離開臺灣時,少數荷人有意留在臺灣,跟著鄒人逆溯曾文溪退到特富野群的小社lalauya(樂野村),成為yavaiyana、yasiyungu亞氏族。
3.清朝時期 • 清初,早在《台灣府志》可看出「阿里山社」之稱,雖有向政府納稅的記載,但仍然被認定為「歸化生番」。當時,通事、社商、夥長的聯合剝削非常嚴重,《臺灣使槎錄》云「呼男婦孩稺供使,直如奴隸,甚至略賣;或納番女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無妻,各社戶口日就衰微」,[1]使役男人、婦女與小孩,強聚「番婦」為妻,導致各社人口漸漸減少,因此產生「阿里山、水沙連各社之殺通事反抗」(1721年)以及「吳鳳被殺事件」(1769年)等衝突。但鄒人殺了吳鳳後,於鄒地不斷發生天花、瘧疾等惡疾流行而死了不少人,因此鄒人認為「吳鳳之靈」作崇,此後「出草」的對象不再是漢人而是以布農族為主。
二、日治時期1. 歸順與認同 • 1895年清日簽訂馬關條約後,阿里山鄒族未曾拿起武器對抗日本,反而達邦頭目宇旺(uong peongsi)率領族人六十餘人前往雲林民政部出張所與日人交涉,表明歸順。過去長久以來,租地之漢人逕向鄒族人繳租,至於劉銘傳實施清丈測量後,改向雲林撫墾局繳租,其中六成給付鄒族人,四成歸官方作為撫蕃之用,而日治初期,未設納租官署,故多數漢人未再繳租。汪明輝認為鄒族迅速歸順的最大原因在藉歸順之名,實則企圖藉日人之威勢迫使漢人繳納蕃租。
2. 教育與教化 • 1900年,總督府官員發現阿里山富有森林資源,為了開發阿里山森林與解決運輸問題,開設阿里山鐵路,至1910年該鐵路完成,同時,開修從十字路(鐵路驛站)到鄒族各部落(特富野、達邦、里佳)之間的主幹道路,其他連絡道路也陸續開設。
1932年,總督府發布《理蕃政策大綱》,重新強調「蕃人教化」的重要性,其教化內容是以「弊習矯正」、「養成良好習慣」、「涵養國民思想」、「重視實務教育」、「教育日常生活相關的簡單知識」為主。1932年,總督府發布《理蕃政策大綱》,重新強調「蕃人教化」的重要性,其教化內容是以「弊習矯正」、「養成良好習慣」、「涵養國民思想」、「重視實務教育」、「教育日常生活相關的簡單知識」為主。
1935年總督府舉辦一場「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出席幹部共32名,阿里山鄒族由矢多一生(高一生)與安井猛(安猛川)出席,會中,矢多一生說明「對抗族人的迷信,推動麻竹栽培,獲得成功」、「動員青年團員,強制實行屋外埋葬,廢止傳統的室內埋葬」、「1934年組織共助會,建造埤圳而推動水田耕作」等在達邦部落所進行的改革狀況,最後主張「我將要以祖先傳承的刻苦耐勞的精神,來努力建設富裕、和平、說國語的村落。」1935年總督府舉辦一場「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出席幹部共32名,阿里山鄒族由矢多一生(高一生)與安井猛(安猛川)出席,會中,矢多一生說明「對抗族人的迷信,推動麻竹栽培,獲得成功」、「動員青年團員,強制實行屋外埋葬,廢止傳統的室內埋葬」、「1934年組織共助會,建造埤圳而推動水田耕作」等在達邦部落所進行的改革狀況,最後主張「我將要以祖先傳承的刻苦耐勞的精神,來努力建設富裕、和平、說國語的村落。」
3. 皇民化與從軍 • 1931年起,總督府以「養成能夠自立經營的農民,推動合理的農業經營」為目的,在各地方廳設立一所農業講習所,每所講習所選拔二十名左右的「蕃社的優秀青年」,讓他們住宿一年,採取「農耕雨讀」的方式來實施「農業道場的教育」,企圖培養出來能夠自立經營的農業者並用可以做為「蕃社」的領導者,由此期待穩固踏實的農村發展。。
1935年,在樂野設立台南州的農業講習所(總經費約6000圓),專任產業技手一名與警察(駐在巡查警手)跟講習生住在一起,除了指導種菜、種田或養家畜等的農業實習之外,特別企圖「精神上的教化感化」。第一年收10名,第二年以後每年收20名,該講習所招生共有8屆,受訓人數到達150名。日治時期鄒族人口大約1800人,人口的一半為女性、再一半為老幼來算,當時鄒族青年的3分之一曾經受過農業講習所的培訓課程1935年,在樂野設立台南州的農業講習所(總經費約6000圓),專任產業技手一名與警察(駐在巡查警手)跟講習生住在一起,除了指導種菜、種田或養家畜等的農業實習之外,特別企圖「精神上的教化感化」。第一年收10名,第二年以後每年收20名,該講習所招生共有8屆,受訓人數到達150名。日治時期鄒族人口大約1800人,人口的一半為女性、再一半為老幼來算,當時鄒族青年的3分之一曾經受過農業講習所的培訓課程
1938年,第8屆農業講習所新生,只有兩個月就結束受訓而移到達邦,以「修練生」的名稱重新接受訓練。但這次受訓內容是以軍事訓練為主。第一屆修練生共50名一同住在「青年道場」,在數名日本退伍軍人特來達邦訓練修練生。1938年,第8屆農業講習所新生,只有兩個月就結束受訓而移到達邦,以「修練生」的名稱重新接受訓練。但這次受訓內容是以軍事訓練為主。第一屆修練生共50名一同住在「青年道場」,在數名日本退伍軍人特來達邦訓練修練生。
三、光復初期的鄒族社會1. 日本統治權威的瓦解 • 雖然日人政府介入鄒族的生活細節,想盡辦法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期望能夠培養出來具有「日本精神」的「日本國民」。但日本統治崩潰之際,鄒族人的反應顯現出來皇民化教育根本無法搖動他們的族群認同,例如,數名鄒族青年往來達邦駐在所大聲喊叫「殺掉福島警部」。
最近的臺灣原住民研究提出原住民的參軍經驗回復了他們的「男性性」。當時在阿里山山中受過日軍游擊隊訓練的鄒族男生說他的小隊長是日本人,但山中訓練往往趕不上他們的腳步。
日本敗戰後,日人警察馬上失落其權威,里佳警察的太太對部落的人哭訢他們回國也已經沒有可以回去的家了,部落的鄒族人覺得可憐而且他們沒有東西可以吃,所以送一些芋頭、米等給他們吃。
2.新時代的來臨 •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報導:1945年10月24日,高一生(矢田一生)率眾步行下山,訪問嘉義市政籌備處,陳請籌備處指導一切事宜並且協助山內治安,同時請求允許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翌日,參加在嘉義中山堂舉行的慶祝光復大會。11月3日,第二次率眾下山至嘉義參觀光復後景象,籌備處要求維持山地治安,飭令民眾將藏匿之日軍所轉讓武器彈藥儘速繳出,同月11日,高一生與安猛川(安井猛)二氏引領山地民眾將所隱藏的武器悉數繳出,同年12月12日率領族人參加軍民聯歡大會。
當時達邦有訓練『修練生』的部隊,(第二次)大戰後,高一生領到該部隊的兩百枝『步兵銃三發式』,依照人口比率分給達邦、來吉、樂野、里佳、山美等五個山地村。領受武器的目的在於打獵時使用,並不是殺人用。但「大陸的接收人員」發現而要求限定時間內歸還。當時,高一生整夜被罰站,他們用白筆畫出腳型說『若時間內交不出槍枝,就當場槍斃』。還好8點半前把槍送到警察局,高一生放出來。槍的事件到此結束。當時達邦有訓練『修練生』的部隊,(第二次)大戰後,高一生領到該部隊的兩百枝『步兵銃三發式』,依照人口比率分給達邦、來吉、樂野、里佳、山美等五個山地村。領受武器的目的在於打獵時使用,並不是殺人用。但「大陸的接收人員」發現而要求限定時間內歸還。當時,高一生整夜被罰站,他們用白筆畫出腳型說『若時間內交不出槍枝,就當場槍斃』。還好8點半前把槍送到警察局,高一生放出來。槍的事件到此結束。
從這段故事可以讀取三種消息,一、高一生要求日方修練所所使用的槍枝與子彈留給鄒族人用而日方答應之。二、該武器彈藥分配給五個部落。三、新政府的接收人員採取強烈的態度來要求繳出武器。從這段故事可以讀取三種消息,一、高一生要求日方修練所所使用的槍枝與子彈留給鄒族人用而日方答應之。二、該武器彈藥分配給五個部落。三、新政府的接收人員採取強烈的態度來要求繳出武器。 • 新政府的接收員如何知道鄒族人隱藏武器?
從這段回憶就知道日軍退伍的一群樂野青年光復後馬上開始警衛鄒族的領土,而且他們的實力高過大陸過來的軍隊。雖然他們的外表不起眼,但畢竟是個軍隊,若鄒族青年完全沒有武裝,則不太可能讓他們放棄繼續往前走。從這段回憶就知道日軍退伍的一群樂野青年光復後馬上開始警衛鄒族的領土,而且他們的實力高過大陸過來的軍隊。雖然他們的外表不起眼,但畢竟是個軍隊,若鄒族青年完全沒有武裝,則不太可能讓他們放棄繼續往前走。
3. 參與二二八事件 • 1947年所謂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初,高一生鄉長原不贊成鄒族人參與「反抗」或「暴動」事件行列,但拗不過族人再三的要求,乃派樂野村長湯守仁,下山探問個究竟;湯守仁乃兼程趕往嘉義,綜合各方面消息,查證臺北軍民衝突的傳言屬實,湯氏隨即上山稟報鄉長,高鄉長再召集族中大老及幹部會商結果決定,立即招募約百名在日軍行伍有實戰經驗的族人,組成一支「高砂部隊」。
部隊經過簡單編組和訓話後,百餘人浩浩蕩蕩攜帶獵槍、警槍等於3月5日夜十時許下山,向嘉義市挺進,至拂曉時刻,可以說在無人抵抗情況下一舉攻占紅毛埤彈藥庫;當時,約有一連國軍部隊邊走邊戰往水上機場方向轉進,「高砂部隊」士氣如虹,乘勝追擊,為加強戰鬥力,湯氏另派員回鄉再募集約百名無實戰經驗的年輕人火速下山趕來助陣,同時,聯合嘉義及中南部趕來的青年、學生及民兵包圍整個機場。部隊經過簡單編組和訓話後,百餘人浩浩蕩蕩攜帶獵槍、警槍等於3月5日夜十時許下山,向嘉義市挺進,至拂曉時刻,可以說在無人抵抗情況下一舉攻占紅毛埤彈藥庫;當時,約有一連國軍部隊邊走邊戰往水上機場方向轉進,「高砂部隊」士氣如虹,乘勝追擊,為加強戰鬥力,湯氏另派員回鄉再募集約百名無實戰經驗的年輕人火速下山趕來助陣,同時,聯合嘉義及中南部趕來的青年、學生及民兵包圍整個機場。
4. 呼籲建設「高山地區自治行政」 • 1947年3月10日,鄒族撤回山上,翌日起,國軍在嘉義市區「大屠殺」。3月17日,高一生與安猛川以吳鳳鄉民代表向臺灣各地原住民鄉的代表發出一封邀請函。邀請函云: • 目前臺灣社會的混亂對高山地區的產業、教育、衛生等的發展產生了不少障礙。因此,我們擬在政府指導之下,基於平地人有志者的支持,以全高山地區為對象而重新探討高山地區自治行政的可能性,企圖建立能夠解決目前社會不安的高山地區理想鄉。 • 同時,邀請各郷代表於1947年4月10日至台中縣霧峰鄉赴會。
該封信密送各地,4月1日受到邀請函的高雄鄉族群卻向政府報告此事,本來承辦參謀簽議要迅速派兵勦滅,但臺灣南部綏靖司令部最後決定「通報台中廿一師對霧社只封鎖平地,暫不進剿,以免軍隊與高山族發生誤會。」
結論 • 雖然歷來鄒族與異族產生一些很深刻的接觸經驗,也受到一定的影響,但似乎知道與異族相處之道,不僅不會舉動武力反抗,而且善用當時政權的威力來保護族群的傳統領域(HUPA)。不過,鄒族的族群認同非常堅定,透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從生活細節到意識形態受到強烈的「皇民化」教育,但其族群認同毫無搖擺。
最後,討論鄒族青年集體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參加二二八事件的鄒族青年不管有沒有實戰經驗,皆受過一年以上的嚴格軍事訓練,所以他們的行動非常盡快,命令系統也有一致。他們一到嘉義直接攻擊彈藥庫,撤退時一定把武器帶回部落。從此可知,鄒族青年再三要求下山的主要原因在於奪回曾經被沒收的日軍武器。最後,討論鄒族青年集體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參加二二八事件的鄒族青年不管有沒有實戰經驗,皆受過一年以上的嚴格軍事訓練,所以他們的行動非常盡快,命令系統也有一致。他們一到嘉義直接攻擊彈藥庫,撤退時一定把武器帶回部落。從此可知,鄒族青年再三要求下山的主要原因在於奪回曾經被沒收的日軍武器。
筆者有多次機會聽見曾經參加過二二八事件的鄒族耆老的口述,他們都說「那時很年輕而且剛當過日本兵,什麼都不考慮,不怕什麼,就把武器搬上來。」他們的語氣帶有一股驕傲。筆者有多次機會聽見曾經參加過二二八事件的鄒族耆老的口述,他們都說「那時很年輕而且剛當過日本兵,什麼都不考慮,不怕什麼,就把武器搬上來。」他們的語氣帶有一股驕傲。
參加二二八事件的欲望,是鄒族青年間產生的一股非理性的衝動,但其行為受到鄒族傳統領袖和長老們的允許。從鄒族史的角度來說,參與二二八事件而且帶回武器的集體回憶是具有正當性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