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轮船招商局的诞生与初期发展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1. 从轮船招商局的诞生与初期发展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轮船招商局的诞生与初期发展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朱荫贵

2. 前 言 • 今年是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以下简称招商局）诞生140周年纪念。 • 现在我们纪念招商局，不仅仅因为她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学习西方，采用蒸汽为动力，面向市场经营的现代大机器企业；也不仅仅因为招商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家经历过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体制上先后经历过官督商办、商办、国营、又改组为股份制企业，1978年以后又创立招商局特区，到今天为止成为集多种经营多种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但是还保留自己最初名称的唯一一家企业。 • 纪念招商局，我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招商局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和标志：转折是指几千年延续发展的农业经济从这里开始向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经济转型；标志则指的是，招商局的诞生，标志着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开始走向工业文明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标志。

3. 几个值得回顾和思考的问题 • 招商局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兴办的？兴办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如何？ • 招商局的成立和初期发展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 如果说招商局是中国现代化开始的标志，那么她的成立和初期发展时期，反映出中国现代化开始时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招商局成立时，外国轮船势力已经垄断了中国沿海内河航运招商局成立时，外国轮船势力已经垄断了中国沿海内河航运 • 十九世纪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欧美强国，仍在携工业革命的成果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找并争夺市场和殖民地。 • 1830年，从印度拖带着鸦片进入中国广州水面的英国轮船福士号（Fobers） ，是来到中国的第一艘轮船。以后外国来华轮船逐渐增多，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已经达到二十余艘。 • 通过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欧美强国强迫中国开放沿海和长江内的通商港口，到1860年代，在中国沿海和长江内，专业的大型外国轮船公司至少有四家，另有几十家外国洋行均有轮船在中国沿海和长江航行。

5. 外国轮船在华攫取丰厚利润 • 外国轮船运量大、快速、准时、受气候水流影响小，并受条约保护，不需交纳厘金、不受沿途关卡勒索，商旅乐其利便，“咸趋之若鹜”，“潮流如斯，势难禁阻”。[1]列强轮船所获利润极大。1861年，上海汉口间轮船航运，轮船“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成本”。[2] • 1862年3月，航行长江的第一家专业外资轮船公司-- 旗昌轮船公司成立，资本金100万两，经过四年，这家公司资本金已经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两，拥有船只达十八艘之多”。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六年间，仅行驶中国沿海和长江航线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家获利数即达468万余两，同治六年（1867年）的利润率甚至高达64.5％。[3] • [1]、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译印，民国二十年版，第144、145页。 • [2]徐润《徐愚斎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1年版，第17页。 • [3]（美）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邱锡熔等译，第36页。第119页表28和129页表32计算。

6. 外国轮船对中国木帆船造成强大压力 • 随着中国开埠通商，轮船往来贸易，各口原来的中国帆船压力骤增，在轮船与木船的竞争中迅速败北。 • 1872—1881年，往来中国各口轮船从9711艘次，1881年增为18170艘次；帆船则从7379艘次减为5017艘次。 • 长江在出现轮船以前，干支流上原有的大中型帆船全部约16,000只左右，1860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后，不过数年光景，“数千艘帆船便被逐入支流”。 [1] • 在此过程中，不少过去以帆船为业“家道殷实者，无不相继歇业，顿成赤贫”。“其中有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 [2]形成社会问题。 • [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 [2]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309、1307页。

7. 李鸿章对招商局创办时中国社会背景的总结 • “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尤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不可久也”。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8. 导致轮船招商局诞生的三大动因 • 对轮船先进性的认识： •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奏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他认为，若能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如此，则“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1] •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亦称，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2]同年四月他又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3] • [1]、“议复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海防档》甲， 购买船炮（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57年版第20页。（以下简称《海防档》） • [2]、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 [3]、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

9. 主张筹设福州船厂的左宗棠的看法 • 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左宗棠在论及与英人的冲突时说：“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1] •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进而归总拥有轮船一事的好处为：“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2] • [1]、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页十。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以下简称《洋务运动》）。 • [2]、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1－5页。

10. 此时木帆船衰败对漕运造成威胁 • 清政府每年需要江南数百万石粮食运往北方，称为“漕运”。 • 外国轮船竞争使得中国木船衰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大运河山东段黄河改道造成淤塞，都使得漕运出现危机。 • 为此，清政府曾考虑采用购买沙船（上海往北方运货的木船称为沙船）、雇用洋船、以及“官买夹板（有多张帆的帆船）济运”等多种方案解决，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11. 解决漕粮运输困局是兴办招商局的又一动因 • 漕粮长期依赖河运，后因战争及黄河冲淤，再加沿途官吏盘剥，漕粮河运已成难解之局：“江北历办河运，全赖雇用民船。近因道阻且艰，沿途起剥，折耗赔累，无不视为畏途”。[1] • “东南漕粮，必赖上海沙船起运”。但“今沙船无资购买，停泊在港者以千百号计。内地船只，以运动为灵，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即化有为无矣。将来无力重修，全归废弃，海运从何而办？”[2] • [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以下简称《洋务运动》）。 •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8卷，第41页。

12. 与外商轮船争利是兴办招商局的第三个动因 • 此时，外商轮船在中国水域中出现并拉客载货获取厚利的事实，从另一方刺激了晚清朝野兴办轮船与洋商争利的舆论和动议。 •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大英、法兰西火轮、美国太平洋邮船等外国远洋轮船公司直达中国港口航线以外，中国领水中首次出现了专业行驶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省港小轮公司（Hong Kong & Canton steam Packet Co）。 • 此后十数年，旗昌、省港澳、公正、北清、太古、华海等外国专业轮船公司亦相继成立。[1]这些外国轮船公司资力雄厚，在各口遍设分支机构，拥有各自的码头、仓栈、保险系统，构成相当完整的外商轮船运输体系。 • 外商轮船公司快速扩张以及获取丰厚利润的现象和事实，刺激和吸引了众多华商投资外轮公司或购置轮船冒挂洋旗“诡寄”经营，并呈逐步扩大之势，使清廷深感管理和税收方面存有隐患。 • [1]、“外国主要轮船公司设立情况表”，见《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727页。

13. 招商局在重重压力下酝酿诞生 • 外商轮船公司还以轮船需求燃料，轮船需要维修，外运土货需要加工整理等为由，不断向清廷要求获得开采煤炭，设立修船厂和其它加工设施之权，持续施加压力，使清廷左支右绌，难以应付。 • 种种趋势，预示未来会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之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张兴办洋务的大臣知道兴办轮船的潮流势所必然，难以阻挡。且便捷的轮船、精巧的机器，以及煤、铁的开采和利用，均彼此依存，中国不动手兴办轮船，会更加被动。 • 故此，他们提出顺应潮流，兴办轮船。在朝野仍然存在顽固派发对，反复争论十余年时间后，轮船招商局终于在内外压力下酝酿诞生。

14. 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诞生 •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朱其昂等制订《轮船招商局条规》二十八条，其中规定：在上海设立总局，各口设立分局；轮船报关装货一切事宜，均照洋商章程办理；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总办，禀请刊刻关防，“所有公牍事件，悉归总办主裁”。 • 李鸿章认为该《条规》“大致似尚公允”，[1]当即批准施行。于是，轮船招商局正式取得合法身份。 •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招商局在上海以“总办轮船招商公局”的名义正式开局营业。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正式成立。[1]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20－923页。

15. 招商局初期的发展 • 招商局成立后，在富有经验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和徐润的主持下，与外商轮船展开了激烈的中外轮运势力的竞争，依靠漕运专利，回空免税和官方贷款的帮助，尤其是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获得比外国轮船公司更多的货运。[1]实力逐年上升。 • 1873年有船4只2319吨，1874年增到6只4088吨，1875年又增到9只7834吨，1876年达到11只11854吨。[2] • 光绪二年（1876年）太常寺卿陈籣彬奏称招商局办理已有成效，他说，“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又说，“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中国自创办招商局轮船以来，洋人不能尽占中国之利，办理已有成效，为中外大局一关键”。[3] • [1]、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168页。 • [2]、据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00页统计表数字。 • [3]、《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0、12页。

16. 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 1877年初，在获得清政府100万两白银借款下，招商局以规银222万两的代价购买了此前一度非常强大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其中200万两系旗昌轮船公司16艘轮船，在上海的金利源码头、栈房和机器厂以及其它资产，其余22万两用作购买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以及洋楼和栈房的折价。[1] • 这一年招商局的船队从头一年的11只11854吨猛增一倍多，达到轮船29只30526吨。[2]并使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吨位的对比数从1872年前中国的空白，一跃增加到36.7：63.3。[3] • “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4] • 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千百年来创见之事”。[5]此为招商局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以上海为基地的华商轮船航运业在甲午战前发展的最高峰。 • [1]、《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946－947页。 • [2]、据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00页统计表数字。 • [3]、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21页。 • [4]、《申报》，1877年3月2日（光绪三年正月十八日）。 • [5]、《洋务运动》第六 册，第14页。

17. 招商局的作用和社会影响 • 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奏称，招商局已占“江海生意之大半”，“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虽为薪工、修理、局用所耗，而其利固散之于中华，所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该局船不时驶往东南两洋，今且骎骎开驶赴西洋之先路。直、晋、豫等省旱灾之时，该局船承运赈粮，源源接济，救活无数灾民。往岁台湾、烟台之役，近日山海关洋河口之役，该局船运送兵勇迅赴机宜，均无贻误，洵于时事大局有裨”。[1] • [1]、《洋务运动》，第六册，第60页。

18. 招商局的成立和初期发展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招商局的成立和初期发展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 商战可获胜利（示以实例：中国人可办现代化大机器企业）。 • 创设一种“官”与“商”相结合的经管方式：“官督商办”，直接影响了此后兴办的一系列新式企业。 • 减少中国白银流入外商。 • 促进和带动煤矿、钢铁制造等一系列工业企业出现。促进农副产业原料和产品流通。 • 解决京师漕粮和民间客货运的困境，促进人、财、物的流动。

19. 招商局成立和初期发展显示出来的现代化问题 • 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阻力相当大（招商局从酝酿到成立经历十年，艰难重重）。 • 资金困境始终伴随（现代化需要巨量资本，政府支持有限，招商局及此后兴办的民用企业均无政府财政支持，如有利润还要向政府报效）。 • “官”对“商”的积不信任。

20. 反对兴办洋务的官员的典型看法 • 1867年，大学士倭仁反对同文馆招考科第出身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他奏称夷人是吾仇人， “咸丰十（1860）年，称兵犯顺，凭陵我几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为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归于夷不止”。 • 醇郡王在参加筹议修约会后，提出驱逐洋人之法六条，言论尤为激烈：“从前岛夷入贡，原系震慑皇威、输忱献曝之意。今则抑勒中国，勉强通商。凡有血气之伦，无不思将洋货投畀水火。且其货物唯自鸣钟洋表洋枪均可有用，其余尽可一概不用，无损于国计民生，有俾于人心世道”。他进而提出，不如乘此军务渐平之时，“饬下各督抚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据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