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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近代外侨社会. 一、英美侨民. 居住在上海租界的外侨来自不同国家，最多时达到 58 个。在日本侨民未大规模进入虹口地区以前，英美侨民一直是租界外侨社会的主流。 最早定居上海的是 1843 年成为英国首任驻沪领事的英国陆军参谋巴富尔。他带来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共 26 人，成为上海最早的外侨群体。接踵而来的是美国人和法国人，几乎于同时强辟了美租界、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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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美侨民 居住在上海租界的外侨来自不同国家，最多时达到58个。在日本侨民未大规模进入虹口地区以前，英美侨民一直是租界外侨社会的主流。 最早定居上海的是1843年成为英国首任驻沪领事的英国陆军参谋巴富尔。他带来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共26人，成为上海最早的外侨群体。接踵而来的是美国人和法国人，几乎于同时强辟了美租界、法租界。 小刀会起义之前，上海租界内的外侨增长很慢，登记在册的外侨人数不到300人。1865年，公共租界外侨人数已经达到5129人，其中居民2297人。这5000多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人3996人，美国人407人，法国人38人；法租界的外侨人数也快速增长，从1849年10人增加到1865年的460人，其中法国人为259人，英国人19，美国人64人。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不应忘记那些曾经把上海当成家园，至少客观上促成上海发展的外国移民。 早在1608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曾居沪两年。清朝闭关政策禁止外人在中国居住。上海被强辟租界后到来的第一批外国人：军人、官员、 商人和传教士。后来陆续来到的还有冒险家、走私贩、供殖民者驱使的印度、日本、越南巡捕及服务于列强的间谍特务；还有流离祖国的难民，以专长来沪谋生的普通侨民，还有志在民族独立的爱国志士、援助中国革命和进步事业的各国友人。他们形成了上海错综复杂的侨民社会。
从1843年英国侨民首登上海滩时始，至1943年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终止的100年间，英、美、法三国侨民在上海最多的年份，达15000人。这占外侨最多的1942年150903人的10%。从1843年英国侨民首登上海滩时始，至1943年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终止的100年间，英、美、法三国侨民在上海最多的年份，达15000人。这占外侨最多的1942年150903人的10%。 英美侨民主要从事金融业，还投资于出口加工工业、印刷业、饮食业、制药业及制皂、火柴、榨油、卷烟等行业。担任公职的英美侨民占总人数比例不是很大，主要包括领事官员、工部局职员、巡捕、海关职员等。法国侨民主要集中在法租界内生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小型商业，几乎少有大工业和制造业。这是国家对租界的定位有关，同时，今天两个租界的历史遗留也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定位和风格。 从1900年到1930 年，英、美、法三国侨民每年平均递增298人。而以1915年为界，所有移居上海的外国侨民中，又以英国侨民最多。1915年后，英、美、法侨民数量的优势逐渐为后起的日本人、俄国人和犹太人所替代 。 晚清美国侨民在上海的生活，中西合璧
日军统治下的上海英国人，作为敌对国侨民，外出时必须戴上日本领馆发的红袖章。日军统治下的上海英国人，作为敌对国侨民，外出时必须戴上日本领馆发的红袖章。 1942年8月17日，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英美侨民汇集在海关码头，准备乘船返国，有的流下了离别痛苦的泪水。
72岁的白丽诗（BettyBarr）可能是目前在上海的唯一经历过日军集中营生活的外国人了。从1943年开始，日军把英美等国在沪的外国人关进了他们设立的集中营。那一年，白丽诗10岁，她在日军集中营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800多天。 “这里有我童年时代最美好和最悲惨的记忆。我热爱上海，白丽诗笑着说，“I am a Shanghaigirl（我是上海女孩）。” 白丽诗一家必须立刻搬入龙华集中营（今上海中学）。早上7点半，三辆三轮车载走了白丽诗一家的全部可带走的家当。到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今中山公园附近）后，换乘大巴向南前往集中营。
二、日本居留民 开埠前，甚至古代就有漂流民到上海。然而开埠20年，公共租界没有一个日本人。1862年日本第一艘官方船只“千岁丸”访问上海，要求通商，同时搜集地理、商业、统计等方面的情报资料，停留两个月后回国。 日本人真正进入上海，是在明治维新特别是1871年中日通商条约签定后，1875年三菱商会开辟横滨到上海定期航路，来沪人逐年增加。除官方派遣人员外，来上海居住的日本人多为小商贾、小职员，以及为外侨服务的侍妾、仆役等。 以后，日本人日益增加，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资本输出，设厂带动。 1905年在沪外侨总数12328人，其中日本人4331人，约占三分之一，仅次于英国侨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日本资本开始向上海渗入，1915年在沪日侨达11457人，占外国侨民数之首。1927年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为25827人，占外国侨民总数的47％。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允许外资设厂。日本工厂尤多。图为苏州河边的日本内外棉工厂。
上海塘沽路（原文监师路）和汉阳路（原汉壁礼路）之间的虹口市场，1923年建立了一座三角形三层的亚洲最大规模的菜市场之一，是旧租界内日侨最常规的菜市场。每天，从日本长崎运送的新鲜鱼和蔬菜到达这里，供应日本侨民。曾经生活在虹口的长崎人说:“如果说虹口是把长崎街市的一角原样搬过来，这并不过分。街上的商店，从鱼店、菜店、糕点店到木屐店什么都有，内地（日本侨民对日本国内的称呼）有的物品这里没有不具备的。”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已经忘了自己生活在国外。”上海塘沽路（原文监师路）和汉阳路（原汉壁礼路）之间的虹口市场，1923年建立了一座三角形三层的亚洲最大规模的菜市场之一，是旧租界内日侨最常规的菜市场。每天，从日本长崎运送的新鲜鱼和蔬菜到达这里，供应日本侨民。曾经生活在虹口的长崎人说:“如果说虹口是把长崎街市的一角原样搬过来，这并不过分。街上的商店，从鱼店、菜店、糕点店到木屐店什么都有，内地（日本侨民对日本国内的称呼）有的物品这里没有不具备的。”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已经忘了自己生活在国外。”
日本居留民 与上海社会 上海的日本侨民生活圈子虽与普通中国人隔绝，经济却与中国人密不可分。“九一八”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反日运动后，上海抵制日货、不给日本人做工的浪潮，让上海的日本经济几乎陷于停顿，大多数都拖家带口、以普通人、小生意人和日企职员为主的日本居留民损失很大。 在日本强盛军力的支持下，日本居留民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居住地的主人。在以日本驻沪总理事为委员长的、以日本官方和民间合组的时局委员会领导下，日本居留民团、各路联合会、在乡军人会，开展一系列对付反日运动的侨民活动。“一二八”战争一发生，各组织中的日侨便配合日本军人，以协助搜查、逮捕中国游击队的名目对中国民众施虐。用当时曾经救助过许多中国人的日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话说:“实际上那时的日本人全部发疯了。” 日本海军要显示自己的作用，‘九一八’之后的上海中国人的反日浪潮，对日本海军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日本居留民的生存问题成为一个最好的进攻借口。”日本居留民在“一二八”时试图通过日本军队寻求保护的话，那么在1937年“八一三”全面侵华后，已经不断为“完成皇国日本的伟大使命”所煽动，“他们虽不是军人，但与日本军队站在同一立场，要求对中国发动‘全面决战’。” 如果说在上海，以财力支援日本军队的是日本大企业，那么，以自己的生命支援日本军队的是留沪的居留民（包括教师），他们手持武器，以‘自警团’、‘在乡军大会’成员的身份协同军队在虹口等地巡逻、搜索。其中58人死于战火，失踪、负伤399人。”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1924年建于东江湾路1号（今四川北路2121号），占地约6130平方米，为四层钢骨混凝土建筑，东南角有钢质塔楼，中间为2200平方米的操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侵略上海的军事指挥中枢，“一二八”和“八一三”二次淞沪战争的策源地就是这里。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1924年建于东江湾路1号（今四川北路2121号），占地约6130平方米，为四层钢骨混凝土建筑，东南角有钢质塔楼，中间为2200平方米的操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侵略上海的军事指挥中枢，“一二八”和“八一三”二次淞沪战争的策源地就是这里。 日军的装甲车在虹口巡逻
内山完造（1885－1959） 日本冈山人。 1916年至1947年内山完造居住在虹口。 1917年，内山与夫人内山美喜子在北四川路魏盛里弄内创办了内山书店。 1935年，又增设了东京内山书店。 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丐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出售当局禁止出售的左翼进步书籍；他三次帮助鲁迅举办木刻展及一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鲁迅逝世后，他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写作《活中国的姿态》、《上海谩话》、《上海夜话》等系列。1942年迁居东横浜路松里。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全面投降，上海的内山书店也被封闭，当时被接收的总额推算已达20亿元，库存的书籍约二万册之巨。 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搬回千爱里2弄3号居住。
三、犹太人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就成为犹太人的定居地。最早来此的是塞法迪犹太人，接着是俄国犹太人，最后是来自纳粹统治之下的众多的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的代表是哈同、沙逊和嘉道理。 1、哈同（Silas Aaron Hardon1846～1931年） 犹太商人。生于巴格达。5岁时随为沙逊洋行工作的父亲迁居印度孟买。1873年被英商沙逊洋行派到上海任职。1886年脱离沙逊洋行，入新沙逊洋行任地产部经理，并自营鸦片业务，迅速致富。19世纪末与沙逊洋行合开“洋药公所”（鸦片交易所），垄断上海鸦片贸易。同时经营房地产，在南京路及其附近大量购置地产，建造许多房屋出租，成为沪上外侨首富。在静安寺越界筑路一带修建豪华私家花园——爱俪园，并出资60万两用铁黎木铺设南京路之一段，此举进一步提高了其在上海的知名度，同时也使其在南京路的房地产大为增值。1892～1901年、1900～1903年间分别担任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开设哈同洋行，从事房地产经营。在清朝末年曾庇护反清革命者，又与清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娶华籍女子罗嘉陵为妻，并收养了许多中国及欧亚混血儿为养子女。还出资捐建了犹太教阿哈龙会堂。 欧爱司•哈同（1849—1931）
爱俪园是哈同模仿大观园而建造的私人花园，建于1909年。俗称哈同花园，为近代上海著名园林，园内设有佛教大学，孙中山曾在此访问。哈同夫妇去世后衰微。爱俪园是哈同模仿大观园而建造的私人花园，建于1909年。俗称哈同花园，为近代上海著名园林，园内设有佛教大学，孙中山曾在此访问。哈同夫妇去世后衰微。 1954年其遗址上建成中苏友好大厦，今为上海展览中心。 哈同夫人罗迦陵（1862—1941）
2、沙逊 沙逊家族在远东的标志曾是座落在南京路的沙逊大厦。 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出生于1793年。他的犹太祖先在数百年前迁徙定居在巴格达，并一直世袭担任该城的首席财政官，是政府承认的犹太人的“纳西”（Nasi），对犹太居民起了族长的作用。因此，其家族被当地的犹太人称为“族长沙逊”。 维克多•沙逊（1881—1861）曾任英国空军上尉，在战斗中致残，人称“跷脚沙逊”。是上海犹太人社团领袖之一，1920年后一直是新沙逊洋行的首脑。 新沙逊集团从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层建筑，首先建造的是沙逊大厦，时称远东第一高楼。建造这座大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取高额租金。大厦落成后，包租给集团附属的华懋饭店独立经营，按年收取60多万银两巨额租金。这座大厦建筑成本包括土地作价200多万两，共计760多万两，只要13年时间就全部收回。
沙逊是上海最早的外国冒险家之一,他经营的时间最久，积累的财富最大。他利用吞并高额租金的手段营造了南京路外滩的3层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江西路上的都城大厦（新城饭店）和汉弥登大厦（福州大楼）、茂名路上的13层华懋公寓（锦江饭店南部）和18层格林文纳公寓（茂名公寓）、陕西南路的里弄房屋和凡尔登花园等等，被称为著名的“房地产大王”。沙逊是上海最早的外国冒险家之一,他经营的时间最久，积累的财富最大。他利用吞并高额租金的手段营造了南京路外滩的3层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江西路上的都城大厦（新城饭店）和汉弥登大厦（福州大楼）、茂名路上的13层华懋公寓（锦江饭店南部）和18层格林文纳公寓（茂名公寓）、陕西南路的里弄房屋和凡尔登花园等等，被称为著名的“房地产大王”。 沙逊大厦顶部有19米高的绿色金字塔 沙逊别墅 现为龙柏饭店一号楼
3、犹太难民 30年代初起，希特勒迫害犹太人，1933—1941年间，3万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地历经坎坷来到上海。在二战纳粹反犹狂潮中，这个自由港接纳了大量欧洲犹太难民，他们把自己称作“上海犹太人” 。
2004年发现 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的两本“本子”，淡灰色封皮上墨迹斑斑。封面上印着“DEUTSCHESREICH”（德意志帝国）和“FREMDENPASS”（外国人护照）的文字，泛黄的内页上，满纸书写着古老的德文。护照的持有者一个叫Manfred Lichtenstein，男性，1923年8月出生；另一个叫Gerti Waszkuotzer，女性，1934年12月出生。两人出生地分别在德国和奥地利。护照上还有“本签证仅限于日内瓦乘坐意大利邮船去上海”等文字。
河滨大楼 1930年，犹太富商沙逊出资在苏州路 400号兴建公寓式的河滨大楼（图右）。1938年，欧洲大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一时无处安置。沙逊财团将河滨大楼让出，作为上海犹太难民接待站，使数百户犹太难民得以入驻。一年后，该处难民搬出，迁至虹口难民收容所。 华德路收容所 址在今长阳路138号。1939年1月正式启用，可容纳1000名难民。 平凉路收容所 可以容纳200人的大房间
唐山路690弄 当年在这条普通的上海里弄里曾集中居住着数十户犹太居民，该弄 5号有一个名为 "德籍犹太难民协会 "的组织机构，是一部分德国籍犹太难民不愿参加欧洲犹太协会而自行组织的小型机构。 犹太协会会址 1939年11月，欧洲犹太协会在虹口区塘山路（现唐山路 416弄22号）成立，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难民的安置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协会成为日本官方与难民发生联系的唯一代表机构，全权处理有关收容和管理难民事宜。抗战胜利后，它又负起遣送难民的工作。 当年在上海虹口唐山路上的犹太人生活场景，成为永恒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 ——摘自霍山公园纪念碑 ，虹口区人民政府立 “犹太民族散居在世界各地，但从历史上看，当年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是除以色列本土外最大的居住地，达到二万人以上。” ──西奥多·考夫曼 Theodore Kaufman 1940年周家嘴路上的犹太公墓
1943年 2月18日，日本军队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即虹口犹太难民隔离区。图为汇山路150号：犹太难民收容所。
提篮桥地区的犹太建筑 摩西会堂位于今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1927年完工，整体风格朴素稳重。本是私宅，后由俄罗斯犹太人改建为犹太教会堂，与当时其它六所会堂一起成为上海犹太人祈祷的场所，二战期间成为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犹太青年组织也一度将其总部设在此处。1992年，摩西会堂被辟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大约有5000人前来参观。 大西洋咖啡馆今海门路（原茂海路）上的一幢很普通的房子，是1930年代犹太人开的一家咖啡馆。当时的海门路有许多像这样的由犹太难民经营的咖啡馆和酒吧，因而成为颇有异域风情的时尚街。 维也纳鞋店位于今舟山路、霍山路口，由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集资创办。当时，这家鞋店紧跟欧洲时尚，制作出上海最为时髦的女式皮鞋。 中欧犹太艺术家联盟位于今长阳路24弄9号。这是一个在1904年4月成立的音乐舞蹈团体。 七喜剧团位于今长阳路138弄1号。这是一个在1942年12月由犹太人创办的喜剧歌舞团体。 华德路收容所今长阳路138号。该收容所于1939年1月正式启用，可容纳1000名难民。
王发良常在摩西教堂向人们讲述往事。 唐山路818弄曾是出了名的犹太人聚集区。王发良说，源福里，“是一条出了名的犹太弄堂。”它是典型的上海弄堂，逼仄、潮湿。天气好的时候，一竿竿衣物、被单从各个窗户里伸出，竹竿的头几乎抵到对面的墙。房子和房子间挤得透不过气。这里住的都是犹太人，一共才99户。”
1939年逃离到上海时，他年仅13岁，美国财政部长M布卢门撒尔（左三）1979年重访上海，向记者们介绍当年在虹口的旧居。2005年犹太会堂边的一座二层砖房，就是他曾就读的学堂。布卢门撒尔轻轻抚摸廊前石柱，1920年落成的老建筑至今保存完好。1939年逃离到上海时，他年仅13岁，美国财政部长M布卢门撒尔（左三）1979年重访上海，向记者们介绍当年在虹口的旧居。2005年犹太会堂边的一座二层砖房，就是他曾就读的学堂。布卢门撒尔轻轻抚摸廊前石柱，1920年落成的老建筑至今保存完好。 已故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大使特科阿于1989年回到上海。他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于青年时代，我在上海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我回来追寻那最美好的时光”。 黄菊会见犹太实业家肖尔艾森伯格，曾于1940年逃离德国来到上海，现在上海投资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
对上海，我心存感激——听前犹太难民讲述60年前的避难经历 （邵珍 文汇报2005.11.12 ） “是宽厚善良、乐于助人的上海人民”、“是中犹人民的手足情谊”——在昨天举行的“犹太难民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围绕“上海为什么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难地”“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生活”“患难中的中犹友谊”这三大议题，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的前犹太难民、学者和中方代表、学者纷纷给出了这样的观点。60多年前，当不少国家拒绝对急需救助的犹太人伸出援手时，中国的上海是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大城市。“在我们一家决定来上海前，我的母亲说‘这是一次冒险之旅。’不过到上海后不久，我们就发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1939年离开柏林来上海的麦可·布卢门撒尔说，“当时，同样身处困境的上海人民，非常同情、理解我们的处境，对我们非常友善。对上海，我心存感激。” “见面时，上海邻居们总会微笑着打招呼，有时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甚至借房子给我们住，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身处困境，我们都一样的坚韧不屈，勇敢面对”……会上，一些前犹太难民再次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中国邻居家吃的一顿年夜饭，“就吃了那一顿饭，我一下子学会了使用筷子！” 目前，大约有1000多名犹太人在上海工作和生活。
四、俄国侨民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有俄侨354人，此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年间，公共租界内俄侨人数稳定在360人左右 早期俄国商人在上海所开设的企业，除了华俄道胜银行、义勇舰队公司、东亚公司和几家将茶叶、丝绸等商品从长江中下游各地经上海转运到俄国的商行外，只有几家俄国商号在沪设立了代表处或办事处。 20世纪20年代，上海俄侨人口增长出现过3次高峰。大批俄侨不断定居上海，使难民问题日益突出。1924年3月，上海共有俄国“难民”7000余人，至年底，失业俄人靠赈济为生者1350人，靠赈济津贴者2000人。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由于上海外商企业中工人陆续罢工，工部局决定雇佣大批白俄劳工。1925年7月底，上海俄侨有953人被外商企业雇佣，8月底有873人。 30年代是上海俄侨的鼎盛时期，由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大批俄侨转移到上海，在沪俄侨人数大增。1933年，法租界有俄侨7233人，1934年为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侨3017人。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 俄国人对霞飞路的贡献 俄国人对上海文化的贡献:音乐、绘画、舞蹈、文学
1918十月革命后，俄国移民大量来到上海，图为俄国侨民联合会成立1918十月革命后，俄国移民大量来到上海，图为俄国侨民联合会成立 上海第一俄罗斯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在上海度过。
婚礼 圣尼古拉斯教堂：皋兰路16号 葬礼
上海俄侨东正教医院 建于1927年的俄罗斯第一面包房，位于霞飞路旁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34-236号，以生产面包和糖果点心名噪沪上，是上海最老最好的俄国面包房。
圣诞节的化装舞会（1933-34年） 上海美后尼娜·巴莎莫娃（1933年度） 6月8日是纪念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诞辰的俄罗斯文化节，每年俄侨均举行庆祝活动。图为1932年6月8日的俄侨庆祝实景。
普希金铜像坐落在上海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交汇的街心，给周围的街区染上了一股浓浓的艺术情调。普希金铜像坐落在上海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交汇的街心，给周围的街区染上了一股浓浓的艺术情调。 普希金铜像建立于1937年2月10日，是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造的，一尊不大的胸像置于竖条形的花岗石碑座顶端。日军占领上海后，普希金铜像于1944年11月被拆除。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于1947年2月28日在原址重新建立了普希金铜像，该像由前苏联雕塑家马尼泽尔创作。1966年，普希金铜像在“文革”肆虐中再一次被毁，有人看见一些人用绳子拖着铜像沿着汾阳路往东北走去。 1987年8月，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时候，普希金铜像第三次在原址落成。
五、韩国侨民与韩国临时政府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时，上海韩人仅50人。20年代，大量爱国反日人士来沪，在法租界形成韩侨区域：马当路以东、嵩山路以西、复兴路以北。315弄宝康里为集中居住地。霞飞路为中心。 “三.一”运动以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13日在上海成立，几经迁移，于1926年12月迁入马浪路一石库门房内办公，金九任国务领（相当于总统），所以，这个政府也被成为“金九政府”。位于马当路306弄的石库门房屋，建于1925年。 1929年3月在此建立韩国独立党。1931年底在这里组织了韩人爱国团。 1932年4月29日，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趁日本军队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之机，投弹炸死炸伤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等7人。事后，韩国临时政府因遭到日本宪警的搜捕，被迫撤离上海。但它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办公时间最、保存最完整的“旧址”。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陈列馆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曾接待过3位韩国总统，3位国会议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
1932年12月，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遇难 （此照片为韩国金仁德教授所赠） 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９日，中国上海虹口公园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被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炸伤，原本热闹非凡的日军阅兵式主席台顿时变成血肉横飞的“陈尸”场。这位引爆炸弹的英雄名叫尹奉吉。
六、印度侨民等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将印度锡克族男性成为公共租界巡捕的重要力量
早期在沪印度侨民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是巡捕。1885年当年公共租界人口统计，界内有印度侨民58人，工部局招募的印籍巡捕49人及巡官1人 。1907年工部局警务处有印籍巡捕476人，另外还聘用了一批专门为印籍巡捕服务的人员如锡克教布道师、印籍医务助理。此外，上海还有不少印籍司阍等。1910年界内印籍侨民人口数量为804人。1915年前后工部局开始允许50％的印籍巡长和3％的印籍巡捕结婚后可携带家眷在上海定居，印度侨民人口数急剧增加。1935年印籍侨民人口总数已达到2341人，而1934年工部局雇佣的印捕为634人。除了一部分家属之外，印籍侨民也从事香料买卖和经营特色餐馆等。 2.安南侨民 在沪安南侨民几乎全部由居住在法租界的安南巡捕及其家属构成。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租界局势紧张。7月4日，法租界公董局以中国国内排外风潮正盛，对于华捕人员不甚放心为理由，7月27日，第一批30名安南巡捕来到上海。1906年，公董局召开会议，正式批准雇佣3名安南籍巡官和48名巡捕，并允许这些捕房人员携带家属。1910年，在沪安南侨民有207人，至1936年达到738人。 一些安南人、菲律宾人和印度到上海，从事独立运动。 除此之外，上海还有葡萄牙和德国侨民
七、当代外国人在上海 目前长住上海的外国人已达到10万人。 国际标准：城市国际化程度应为外国人占总人口的5%，即上海应有80万外国人。 《2002年上海市人才资源报告》称，2002年来沪工作、旅游、讲学的境外人员达到了270万人次，其中外国人为210万人次，达到上海开埠以来的最高值。 2004年招收留学生的23所高等院校共计招收留学生19018人，比03年净增38.8%。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等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纷纷选择来上海学习. 2003年上海市有6所高校招收留学生数超过1000人，2004年这个数字跃升至9所，它们是：复旦、交大、华师大、上外、同济、上师大、上大、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财大，其中复旦招收留学生数量创历史新高，达到4201人。
本讲参考资料： 上海市政协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第3辑。 《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印。 唐培吉等：《上海犹太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 潘光：《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社1999年版。 《日本侨民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思考题： 有人说，上海很西化，上海人很洋气，即使是一个上海老太太也能泰然自若地面对老外的问路。那是因为，近代上海是一座充满外国人的城市。如何评价外侨对近代上海城市、上海文化、上海气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