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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墳場」下 的工作規範與 工作 倫理. 邱澎生 ( 2012/11/06 ). 經濟做為「制度化過程」: 鑲嵌 性與市場心性 (market mentality) 之間的辯證關係. Karl Polanyi 的「實質論經濟人類學」研究取徑: 一、 1957, 〈 是亞理斯多德發現了經濟 〉 ( “ Aristotle discovers the economy.”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Pp.64-94 ) :經濟的「鑲嵌性」( embeddedness ) 與「慝 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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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墳場」下的工作規範與工作倫理 邱澎生(2012/11/06)
經濟做為「制度化過程」:鑲嵌性與市場心性(market mentality)之間的辯證關係 • Karl Polanyi 的「實質論經濟人類學」研究取徑: • 一、1957, 〈是亞理斯多德發現了經濟〉 ( “Aristotle discovers the economy.”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Pp.64-94 ) :經濟的「鑲嵌性」(embeddedness)與「慝名性」 • 二、1957, 〈經濟做為制度化過程〉(“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經濟」(economy)本質不是供需關係,而是財貨的流動(註:「要大富,先修路」)。促成財貨流動的三大類動力:1. 市場交易(trade); 2. 強制重分配(redistribution); 3. 互惠交換(reciprocity)
由制度化過程到制度變遷理論 • Douglass North《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議題〉(劉瑞華中譯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teachers/liu-rh/1.htm ) • 解釋歷史變遷中的經濟成就,需同時綜合三方面的理論:人口行為 / 制度 / 知識存量 • 探究「制度」,則需綜合三方面理論:財產權與組織 / 政府與法律 / 意識形態 • 8-10講「制度化過程」:白銀與工作倫理重塑, 商貿糾紛的協商機制, 由豪商看官商關係演化
白銀流動與中國之「白銀墳場」 中國外貿條件變動,促成白銀流量的大幅增減(全漢昇)。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需求面解釋;林滿紅的供給面解釋 Chaudhuri (1978: 182): 「對遠東貿易的一般方式,是用開往中國的商船,轉運歐洲或墨西哥出口的白銀…在中國用白銀交換黃金和商品,然後把這些東西再輸入印度;用這種收入,再購買運回歐洲的貨物」(轉引G. Frank《白銀資本》頁189) 1621年,一位葡國商人指出:白銀「在全世界到處流蕩,直至流到中國。它留在那裏,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von Glahn, 1996: 433)
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的變動 出口大宗:絲綢;茶;瓷;棉布 各類棉布:勘干布(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與台灣〉,收入《台灣的山海經驗》頁451-478) 19世紀初中國白銀外流,除鴉片進口外,還有:中南美洲獨立運動造成全世界白銀減產(林滿紅,1991),以及中國茶、瓷、絲不再能獨占市場(Paul A. Van Dyke, 2005: 175)
17世紀歐洲人的如意算盤 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印度總督昆恩(Jan Pietersz Coen)寫信給阿姆斯特丹的理事會:「來自海岸的銀幣與棉貨,在萬丹(Banten)換胡椒;檀香木、胡椒與銀幣,我們可換中國商品與中國黃金;我們可藉中國商品把白銀從日本弄出來…用來自阿拉伯的銀幣交換香辛料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小東西。環環相扣,所有這一切,都不用從荷蘭送錢出來即可辦到,只要有船」(轉引陳國棟,上引文,頁453)
西班牙殖民者的兩難 16世紀末年西班牙殖民菲島期間,至菲華船由每年2艘增加為20至30艘,這些船「均載運布料及綢緞布匹而來。本群島之土民一看到華舶載來之衣料,則不願再從事土布生產而開始穿用華布」、「華商每年可攜去三萬比索之西幣,而今為土人之不關心及浪費,其額已達二十萬比索之鉅。此項錢貨正違反西王的勅令而流出外國」(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頁98)
「廣州外銷畫」的故事 圖片出處:《18-19世紀羊城風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廣州外銷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company style(「公司風格」。見:程美寶〈琛舶紛從畫裏來〉,收入上引書,頁48) 1.(製絲)水彩畫,吳俊,約1870-1890作,廣州 2.(製茶)水彩畫,佚名,約1800作,廣州
全球市場與中國的絲、瓷、茶 中國自身絲、瓷、茶消費外,外國市場逐步擴大 西方與其他國家消費中國商品,各有供需條件乃至文化意義的變化 英國:18世紀糖、茶結合飲食習慣,隨工業革命而普及,1718年英國進口中國商品,茶超過絲 歐陸與美國:歐陸東印度公司因英國高茶稅而增加茶葉走私→ 美洲殖民地革命 → 1784年英國公布 Commutation Act(減稅法),茶稅由 120 % 降為 12.5 % (陳慈玉, 1982:7-8; 《生津解渴:中國茶葉的全球化》, 台北:2008) 印度棉花、鴉片↔西班牙銀元↔中國絲、瓷、茶
白銀對國家與社會的衝擊 (國家/人民關係)由一條編法到攤丁入地的賦役制度變革(梁方仲,王方中,唐文基) (社會/家庭關係)張濤:「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於身,不堪暴殄」(萬曆37年(1609)《歙志》,轉引T. Brook《縱樂的困惑》頁327) 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和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 2010,5:65-81
貨幣經濟下的「工作倫理」 資本主義雇佣勞動與工作規訓(work-discipline):Karl Marx 到 E. P. Thompson 農業雇工增加,引發「雇工人」的相關法律改革(經君健, 1983; 津田芳郎,2001):由萬曆16年(1588)「短工」新題例,到乾隆年間「長工」新條例的法條修正諸次辯論 手工業雇工的增加:棉布、絲織、瓷窰、礦廠、紙坊(巫仁恕《激變良民》2011) 家內勞動與性別分工的變動 貨幣關係衝擊下的族群關係
短、長工的「定型化契約」 明代天啟7年(1627)刊行的「日用類書」《新刻徽郡補釋士民便讀通考》,載有包含雇用工人在內的各類契約 如:「立工約人某,今因家無生理,將身出雇與某名下一年雜工。議定每月工銀若干,其銀陸續支用。如或抽撥工夫,照日除算。恐有不測禍患,皆係天命,與主家無干。今欲有憑,立此文約為照」(轉引:經君健,1983:317)
取自:《五車萬寶全書》卷9,頁240 下欄:〈佣工議帖〉 上欄:〈達情婦書〉
17、18世紀蘇州、松江城鎮棉布工人 雍正元年(1723),蘇州織造胡鳳翬有報告反映其所見及的蘇州棉布「字號」營業情形:「閶門、南濠一帶,客商輻輳,大半福建人民」,胡鳳翬並指出當時蘇州棉布工人同樣聚集於閶門近郊的梗概:「又有染坊、踹布工匠,俱係江寧、太平、寧國人民,在蘇俱無家室,總計約有兩萬餘人」(《雍正硃批諭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15函4冊,胡鳳翬奏,冊9,頁5185 )
(續) 雍正七年(1729)、八年(1730),又有李衛所做的兩次調查:第一次調查提及蘇州閶門一帶「砑匠」(同指踹匠)已是「數盈萬餘」,第二次報告內容則較為詳細:「現在細查蘇州閶門外一帶,充包頭者,共有三百四十餘人,設立踹坊四百五十餘處。每坊客匠各數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萬九百餘塊,人數稱是」(《雍正硃批諭旨》,13函4冊,李衛奏,冊8,頁4457-4458;13函5冊,李衛奏,冊8,頁4515)
蘇州城內的罷工事件 根據學者的不完全統計,由康熙9年(1670)到道光25年(1845)間,蘇州至少發生十九次工匠抗爭、罷工或控告作坊商人等事件,這些事件大都與工資糾紛有關。 以行業區分這些事件:踹布業發生十次,絲織業二次,染紙業五次,印書業二次 取自: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1985: 719
(續) 這個數字並不完全,若再加上乾隆4年(1739)、乾隆6年冶坊業的兩起工匠「干預把持、訟棍殃民」事件,道光6年(1826)、道光27年(1847)臘燭店業工匠的「霸停工作、勒派歛錢」事件,以及道光17年(1837)箔作坊業工匠的「霸眾停工」事件(《蘇州碑刻》頁154、268、273、165) ,則目前可查考的清代前期蘇州城工資糾紛事件,至少有廿四件(邱澎生,1995、2011)
1700年蘇州城大罷工 康熙39年(1700)四月始,蘇州城內「千百踹匠景從,成群結隊,抄打竟無虛日。以致包頭畏避,各(踹)坊束手,莫敢有動工開踹者。變亂之勢,比諸昔年猶甚。商民受害,將及一載」 官員指責事件肇因於踹匠中那些「東挑西撥,借景生端」的「流棍亡命」者 同時,此次罷工還出現類似「罷工準備金」的制度:「或曰某日齊行,每匠應出錢五文、十文不等;或曰某匠無業」「每匠應出銀二分、三分不等,而眾匠無一不出…積少成多,已盈千萬」(《蘇州碑刻》頁63)
政府加強防範踹匠的法令 康熙59年(1720)蘇州府屬某知縣,公布〈踹匠條約〉,一方面在踹坊附近「多撥兵校巡察,如有酗酒、奸盜等事,指名報官嚴究」;另一方面則規定:「踹匠五人連環互保,取結冊報,一人犯事,四人同罪。日則做工,夜則關閉在坊。如有拐布盜逃、賭博行奸、鬥毆、聚眾插盟、停工科斂、閒闖花鼓、糾眾不法者,坊長報明包頭,會同甲長,填簿交坊總,申明拿究。如有徇隱發覺,互結保人、本坊坊長,一體同罪」(《蘇州碑刻》頁68-69)
工人的抗爭文化與訴訟策略 康熙54年(1715),踹匠遭指控「歛銀」建造「普濟院、育嬰堂」試圖「結黨創立會館」(《蘇州碑刻》頁66),政府與商人聯手禁止工人「會館」 儘管政府取締工匠成立團體,但對工匠增加工資要求,卻並非一概禁止。乾隆二年(1737年),殷裕公等踹匠,即「請照松郡(即松江府)之例」,要求該管縣衙,強制布商增加踹匠工資。其後,踹匠王言亨等人,更採取逕行「越控督、撫」的「上控」手段,要求官員為踹匠增加工資(《蘇州碑刻》頁74)
雇工≠雇工人:法律術語的流變 官→凡人→雇工人→奴婢(vs. 義男、佃僕…) 萬曆16年(1588)新題例:「今後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議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論;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論」 乾隆53年(1788)條例:「如係車夫、廚役、水‧火夫、轎夫及一切打雜受雇服人等,平日起居不敢與共,飲食不敢與同,並不敢爾我相稱、素有主僕名份者,無論有無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論。若農民佃戶雇倩耕種工作之人,並店鋪小郎之類,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僕名份者,亦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斷」
貨幣經濟下的族群關係 木材貿易與山林契約(張應強《木材之流動》, 2006) 「商書」的植樹知識:「買山先種松,買地先種柳」(嚴逸叟增定《重訂增補陶朱公致富全書》,康熙17年(1678)年刊本,卷3〈詩賦:田園即事〉頁23下)《新刻秘本陶朱富全傳》(清乾隆41年(1776)蘇州「金閶起秀堂刊本」) 政府加強介入:改土歸流、嚴打「漢奸」與製作「百苗圖」
下流官員與上流「夷賊」:木商的苦惱 明代木商的困擾:「凡楠木最巨者,商人采之,鑿字號,結筏而下。既至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造舟之用;南部(南京工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為苦」(朱國楨《湧幢小品》卷4〈神木〉) 明代地理家王士性(1547-1598)的觀察:木材商人「刻姓號於木上,於下流取之」,「下流者竟取之以為橫財…亦多為夾岸夷賊所勾留,仍放姓號於下流,邀財帛入取之」(《廣志繹》卷5〈西南諸省〉)
都勻「黑苗」:木材與白銀交換下的族群 楊庭碩、潘盛之编《百苗圖抄本匯编 》(貴州人民,2004)頁107
施洞鎮苗族年節銀飾打扮 江碧貞、方紹能《服飾圖誌 : 黔東南 》頁70 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和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 2010,5:65-81.
家庭即工場?江南絲織農村手工業 「浙江杭、嘉、湖三府,皆蠶桑之地,定例:錢糧奏銷,皆展限一月。每年四月,有司出示:停徵、停訟,胥役不得下鄉。如學使者,蠶月按臨,亦出示停止陞炮」 「蠶月」事忙,教書先生也放假回家:「凡設塾于家者,蠶至大眠,館東房屋皆須鋪蠶,而蒙師亦家盡養蠶,須自助勞。是時,村塾盡輟學,謂之假蠶館」(清,道場山人星甫《西吳蠶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78,卷上,頁150、156)
「蠶多屋少」的工作空間問題 清人〈鋪地〉詩,形容蠶月時婦女工作致使空間擁擠而「失和」,乃請教書先生暫時回家:「獨憐室中如席大,假饒著蠶無可坐。婦姑勃谿屋欲破,偪塞相看嗟無奈。前楹今歲作學堂,抱書來讀鄰家郎。先生據堂日高坐,環列弟子分兩行。若使堂空散學徒,那愁無地可平鋪。蠶多屋少無著處,傳語先生暫歸去」(汪曰楨《湖蠶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78頁321)
絲織生產與性別分工 由「男女並作」到「男耕女織」:家庭勞動力分工的配置優化(李伯重, 1996) 「南方織藝,童習居多,故家喻戶曉、易知易能。選絲必純,織綢乃精。花樣隨時出新,各有歌訣,按歌織之,不爽亳髮」(衛杰《蠶桑萃編》,清光緒26年(1900)刊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四輯冊23,頁721)
百兩近良辰:女人的談笑(women’s talk) 清人〈繅絲〉詩,描繪家內婦女共同絲織的工作情景:「汲水然(燃)薪將煮繭,繅車搖動風雷轉。轟轟一刻千百迴,旋風莫及奔車緩⋯插秧車水鬧如雲,男兒下田屋無人。小姑添水更加薪,新婦繅絲色勝銀。儂家戯語姑勿嗔,傳聞百兩近良辰。絲成織絹白且長,與姑裁作嫁衣裳」(沈秉成《蠶桑輯要》,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78頁271)
蠶多那怕女兒多?也是工作倫理 「花蠶愛護如女兒,女兒箱賴花蠶絲。儂女如花髮覆頸,轉輾思儂未嫁時。阿母辛勤作蠶嫗,年年織縑還織素。壓箱縑、素送于歸,還怕姑嫌錦繡稀⋯湖鄉養蠶遍鄉曲,婚嫁浮華成薄俗。薄俗浮華可奈何,蠶多那怕女兒多。村南村北綵輿過,嫁女誰家不綺羅」(《西吳蠶略》卷下,頁167)
家庭與工廠:女工的「憶苦思甜」? 19世紀一位英國工廠女工,回憶她未至工廠上班前的日常生活:「把牛趕去牧場吃草,然後清理牛舍…洗馬鈴薯、煮熟拿去餵豬;擠牛奶;把牛或從牧場趕去犁田…我五點或六點起床,一星期兩次的早市那一天,更是得三點就爬起來」(《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頁128)
農田或工廠?一位女工的選擇 當代中國大陸離家赴深圳工廠的少女梁盈受訪時說道:「那真是苦不堪言,每天清晨四點,你就得在一片漆黑中抄近路,穿過四百棵橡樹;你一定要在破曉前完成,否則陽光會讓橡樹的汁液蒸發。如果你是我,你會選工廠還是農田?」(《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頁130) 然而,明清江南絲織業「女工」真的與擔心清晨橡樹汁液蒸發的梁盈相同境遇嗎?
提調「女工」:絲織業管理架構 乾隆5年(1740),楊屾(1699-1794)勸陝西同鄉仿效江南絲織業時面對一項質疑:「或畏其桑多蠶廣、功大難成,一家人力有限,婦工無幾,何能任此勞苦而獲斯大利?」 楊屾分析道:「是不知江、浙有歲可收絲數百觔者,豈可盡靠女工!蠶雖婦事,而實得力於男子。南方至蠶忙之月,官長停其徵、訟,里民停其婚喪,親友息其往來,專心事蠶。里有蠶市,春日賣筐、箔、簾、薦一切蠶事器具。賣桑樹、賣蠶連、賣蟻、賣蠶、賣桑葉、賣繭、賣絲,無不畢具。來傭工者,成都市;即日用百餘人,登時俱有…各自經理,主人只是熟記養蠶之法,坐而提調。至於蠶多之家,傭功者甚眾,即飲食亦是僱覓人做,女工豈能任此」(《豳風廣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78,頁73 )註:屾,音ㄕㄣ,二山。
近代西歐「理性資本主義」的因果鏈:1. 基本要素(企業、科技、自由勞動、自由市場);2. 中間環節 (可預測計算的法, 入世而又禁欲的經濟倫理);3. 背景條件 (官僚國家, 公民權);4. 深層環境 (識字率, 交通與通訊工具, 書寫與記帳能力…) Randall Collins, 1980, “Weber’s Last Theory of Capitalism: A Systematization”, ASR 45, 6: 931. Richard Swedberg, 2003,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pp.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