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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及启示. 浙江工业大学 梅新林.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引言 一、前期红学研究学术新范式的确立与蜕变 二、后期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多元化发展 三、大陆与台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分合趋势 四、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演变的启示 结语.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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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及启示 浙江工业大学 梅新林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引言 一、前期红学研究学术新范式的确立与蜕变 二、后期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多元化发展 三、大陆与台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分合趋势 四、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演变的启示 结语
引 言 作为当代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学六十年的风雨沧桑，既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典范演绎，同时又承载着当代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内涵。以“学术范式”这一概念对红学六十年的前期(1949—1978)与后期（1978—2009）以及大陆与与台港的红学研究统而观之、分而论之的梳理，不仅能够清晰地理清红学学术史的演变，而且可以从中获得诸多深刻的启示和教训，对于促进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前期红学研究学术新范式的确立与蜕变 （一）“新红学”学术传统的延续（1949年—1954年）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 俞平伯《红楼梦简论》，《新建设》1954年3、4月号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香港《大公报》1954年 1月1日至4月23日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二）新的学术价值体系与学术范式的建构（1954年）（二）新的学术价值体系与学术范式的建构（1954年） 1.新的学术价值体系与学术范式的建构进程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月号 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文学遗产”专刊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批判胡、俞《红楼梦》研究、批判学术文化领域资产阶级思想的动员令和指导文件
这是三十多年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这是三十多年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由批判俞平伯而批判胡适，由红学而推及学术文化领域，彻底清理了资产阶级唯心论与实用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也由此实现了从考据学红学到社会学红学研究主导范式的转轨。
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与特点是抛开新红学的“自传说”与考据方法，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以意义阐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与特点是抛开新红学的“自传说”与考据方法，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以意义阐 释的方法，揭示《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政治内涵，在认 定《红楼梦》为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杰作的前提下展开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在此统率下，逐步形成了 一系列核心概念，诸如人民性、阶级性、现实主义、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使这一新范式更具系统性。
2.新的学术价值体系与学术范式的代表成果 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1957） 何其芳《论红楼梦》（1958）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1959） 以上三部著作堪称为社会学研究新范式确立以来的标志性成果。
（三）红学研究社会学范式向政治学范式蜕变（1960年后）（三）红学研究社会学范式向政治学范式蜕变（1960年后） 昌岚《彻底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人性论观点》， 《光明日报》1960年9月18日 《解放日报》召开“《红楼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问题”座谈会，1963年7月 《解放日报》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中问题》，1963年9月1日
（四）红学研究从政治红学进而蜕变为“阴谋红学”（1966年后）（四）红学研究从政治红学进而蜕变为“阴谋红学”（1966年后） 1.“评红热”（1972年） 2.“儒法斗争”（1974年） 红学研究从政治红学进而蜕变为“阴谋红学”，沦为政治影射的实用工具，成为庸俗“社会学—政治学”批评的典型案例
二、后期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多元化发展 （一）传统研究范式的延续与拓新 1.社会学研究的延续 张毕来《漫说红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张毕来《贾府书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徐迟《红楼梦艺术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刘梦溪《红楼梦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张锦池《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
2.考据学研究的复兴 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二)新兴研究范式的交替与演进 1．文艺美学研究的学术范式 李泽厚《美的历程》（1980年） 全国第二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济南，1981年），从红学研究方法论变革的高度充分肯定了文艺美学研究的方向性意义 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重庆出版社，1984年） 李传龙《曹雪芹美学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何永康《红楼美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 阎承利《红楼梦爱情美学》（黄河出版社，1991年）
2．文化学研究的学术范式 孙逊《“红楼文化”论纲》，《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期 张毕来《红楼佛影》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 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梁归智《禅在红楼第几层》 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 俞晓红《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3．叙事学研究的学术范式 杨义《中国叙事学》（1997） 李庆华《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1995） 王彬《红楼梦叙事》（1998） 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1999） 郑铁生《红楼梦叙事结构》（2009） 马力《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孟昭连《〈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 陈维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 王平《〈红楼梦〉的角色模式与叙事逻辑》 梅新林《〈红楼梦〉“契约”叙事论》 梅新林、张倩《〈红楼梦〉季节叙事论》
4．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 （1）本土文学的比较研究 主要探讨《红楼梦》的文学渊源，其中《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尤受研究者瞩目 沈天佑《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 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 孙逊与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 方明光《〈红楼梦〉〈金瓶梅〉比较论稿》
（2）与外国文学名著的比较研究 如日本紫式部《源氏物语》、意大利薄伽丘《十日谈》、俄国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及《复活》、美国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外国文学名著，都是与《红楼梦》展开平行研究的经典作品。
三、大陆与台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分合趋势 （一）1979年前大陆与台港红学研究的分隔之势 1.台湾红学研究 （1）潘重规推动索隐派红学的复兴（第一波“红学热”） 在1951年5月至1953年1月间，他以潘复的笔名连续发表了《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再话〈红楼梦〉》、《三话〈红楼梦〉》、《闲话〈红楼梦〉》四篇红学文章，随后引来了胡适（当时身居美国）、李辰冬等著名学者的批评，或反对，或赞同，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红楼梦》著作权和小说立意本旨的大辩论，率先在台湾掀起了一阵红学波澜。
（2）胡适推动考据学红学的复兴（第二波“红学热”）（2）胡适推动考据学红学的复兴（第二波“红学热”） 1958年4月，胡适由美国返回台湾，他不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甲戌本《石头记》带回了台湾，先后于1961、1962年两次影印出版，遂使这一秘籍得以为红学界所共享，而且以演讲、书信、日记、序跋等多种形式发表其新红学观点。 胡适自1958年4月返台至1962年2月逝世，通过凝聚与培养红学人才以及与旅美华裔学者的学术交流，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台湾红学中心，更是在继潘重规第一波“红学热”之后，又掀起了一次新的红学高潮。
2．香港红学研究 （1）潘重规“红楼梦研究小组” 1966年，潘重规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后，筹划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同时创办《红楼梦研究专刊》，以此为阵地发表研究小组的成果。“研究小组”首先从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做起，从1966年至1973年的七年间，先后整理编纂了《红楼梦俗话索引》、《红楼梦诗辑校》、《红楼梦诗话》、《红楼梦联语、词、曲、杂文辑校》、《红楼梦谜语辑校》、《新编红楼梦脂砚斋评语辑校》和《红楼梦书目补遗》、《香港红楼梦研究资料索引》（初稿）
（2）香港红学研究学者群体 70年代，香港与台湾以及国外红学界的学术交流更为频繁，由香港本地与来自欧美国家的华裔学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包括著名学者潘重规、周策纵、赵冈、余英时、宋淇、梅节、马力等在的红学研究群体。 从总体上看，香港的红学研究也同样呈现为多元化发展态势，但要以文献考证与文本研究并重，而在文本研究中，又突出强化艺术研究，其中比较注重运用西方结构主义、比较文学等新理论于文本研究之中，与台湾红学界有相通之处。
（二）1979年后大陆与台港红学研究的交融之势（二）1979年后大陆与台港红学研究的交融之势 通过以下多种途径，能使大陆学者能在短时间内较 快地了解到了海外红学不同于大陆主旋律的多元化趋向，以及种种新理论、新方法在红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大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此与日后大陆学者直接吸纳西方文艺与文化理论形成二次梯度借鉴序列，一同推进了大陆红学从单一“社会学—政治学”范式走向与海外红学相呼应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1. 国际红学研讨会 1980年6月，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发起组织召开了首届国际红学研讨会，海内外8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大陆学者周汝昌、冯其庸、陈毓罴应邀与会。 这是《红 楼梦》问世200余年来第一次国际红学会，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一个深度交流的平台， 有助于大陆红学界走出长 期封闭状态而拓展国际视野。
2. 海外红学论文出版 胡文彬、周雷主编《台湾红学论文选》（1981）、《香港红学论文选》（1982）、《海外红学论集》（1982）、《红学世界》（1984）相继在大陆出版，其中《台湾红学论文选》、《香港红学论文选》书后附录《台湾省〈红楼梦〉研究资料索引》、《台湾省〈红楼梦〉研究论文索引》、《香港刊行〈红楼梦〉研究资料索引》，使大陆学者在较短的时间读到了海外红学的系列论文，并了解到了相关学术信息。
3. 海外红学研究成果与方法的介绍与评述 胡文彬《红楼放眼录》中的《春风万种花同语——三十年来香港〈红楼梦〉研究掠影》、《东风昨夜梦天涯——三十年来台湾红学印象》、《梦多湖畔论芹红——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述评》 李梦生《近年港台〈红楼梦〉研究简况》 周汝昌《美国的红学会》 姜其煌《欧美百科全书中的〈红楼梦〉》
4. 红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 （1）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该文借用孔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典范”理论，分析了自1921年胡适开创新红学以来受到的三种不同的挑战：即索隐派的复活、“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说”以及对于《红楼梦》本身所包涵的“理想性”的新认识，认为未来可能建立的红学新“典范”即来自第三种挑战，其研究重心应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
（2）余英时和俞平伯当面讨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某些观点（1978年11月）（2）余英时和俞平伯当面讨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某些观点（1978年11月）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增订再版序》（1981）中说到此事，最使他惊诧的是俞平伯对“自传说”的深刻怀疑，声称自1920年代以后便不相信《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了。但是由于“自传说”因脂砚斋评语的发现而大为流行，他已无力遏止这一股狂潮了。因此他一直是以沉默来表示他的异议的。这件事最可使我们省悟到治学必须实事求是，万万不能盲目地追赶风气。
（3）俞平伯在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所写的书面发言（1980年，因身体欠佳缺席）（3）俞平伯在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所写的书面发言（1980年，因身体欠佳缺席） “《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又说“《红楼梦》问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
5. 台港红学博士、硕士研究队伍的成长及其论文 80年代以后，台港红学研究队伍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老交替时期，一批年轻的博士、硕士逐步成长起来，他们普遍受到较好的国学训练，又具有比较扎实的西方理论素养，所以从整体上看，这些以红学为论题的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后续成果多具“广”而“新”的特点。就“广”者而言，几乎涵盖了文献、文本、文化、比较研究以及红学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就“新”者而言，则主要表现在视角、选题、方法与观点的创新上。（相关论文参见余力《书海寻梦录(二)——中外博士硕士学位红学论文篇目举要 》，《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3期 ）
6. 大陆与台港与西方红学的关系 新时期大陆红学界以美学研究为先锋，急切地引入西方各种文艺、文化新理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新方法热，红学研究几乎成了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实验场，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其多元性、遽变性以及与海外红学研究的同趋性，与前期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其中既有对西方文艺、文化理论的直接引用，也有对台湾、香港及国际红学研究的间接借鉴。
张惠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在美国》： “影响美国红学各个时期的理论思潮不同，如60—70年代的文化社会学与哲学，70—80年代初的人类学和叙事学，80—90年代初的统计学与修辞学，以及90年代之后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这是因为美国学界崇尚“科技训练”（Multiple Discipline），往往将各门各派的社会科学理论（哲学、历史、人类、考古、心理、社会学）应用到红学研究上。一九九○年代以来，美国红学研究已经离开传统的文本定义，成为多元化的跨学科的研究，相关研究已经跨越到电影、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历史和创伤、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跨语际实践、语言风格研究、文化生产、后叙事学主义、性别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等等相关课题与领域。
尤其是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率先踏入《红楼梦》研究的建筑、疾病、服饰等领域，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以及用统计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病理学、电脑、电视等种种方法和媒体进行研究，对红学发展的可能性，做出全面尝试。……当然，各个时期的代表思潮只是这个时期新生的有代表性，却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式，是代表而非涵盖。而且，每种思潮并非相隔一段时期后就昙花一现销声匿迹，在上个相关时期过去之后，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潮会在下个时期继续延续，只是不再占据如上个时期那样显赫和主导地位，而是让于新兴思潮退居次要角色，或者经过变形与结合而与时共进在新的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率先踏入《红楼梦》研究的建筑、疾病、服饰等领域，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以及用统计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病理学、电脑、电视等种种方法和媒体进行研究，对红学发展的可能性，做出全面尝试。……当然，各个时期的代表思潮只是这个时期新生的有代表性，却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式，是代表而非涵盖。而且，每种思潮并非相隔一段时期后就昙花一现销声匿迹，在上个相关时期过去之后，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潮会在下个时期继续延续，只是不再占据如上个时期那样显赫和主导地位，而是让于新兴思潮退居次要角色，或者经过变形与结合而与时共进在新的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四、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演变的启示 （一）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演变的启示 1.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演变的总体趋向 （1）大陆前期的红学研究以“社会学—政治学”范式为主导，后期红学研究则在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逐步恢复了考据学范式，同时又相继兴起了文艺美学、文化学、叙事学、比较文学研究等多元学术范式。 （2）港台的红学研究也是在文献考证与文本研究并重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文艺理论而走向多元化的学术范式。
2.时代精神的综合作用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演变的核心动力2.时代精神的综合作用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演变的核心动力 （1）50年代社会学研究学术范式的最初确立，是为了适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迫切需要，是为了强调和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核心地位。 （2）60年代后由社会学走向政治学红学研究，以至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即是由于当时被扭曲的左倾与僵化的时代精神影响所致。
（3）“文革”结束后，红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深刻反思和拨乱反正的新阶段，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并且重新关注人自身的正当合理的需求。（3）“文革”结束后，红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深刻反思和拨乱反正的新阶段，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并且重新关注人自身的正当合理的需求。 （4）80年代初美学思潮作为一种对过去“美”的缺失的矫正与补偿而首先勃兴，成为学术研究新方法的急先锋。 （5）80年代中后期文化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兴起，凝聚着研究主体对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纠缠、激烈碰撞后的深切思考，是研究主体对古今中外文化扬弃后的自觉采纳。
（6）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回归文本”学术呼声，又促使了红学研究由“外”向“内”的初步转型，此后，学界开始广泛关注《红楼梦》的文本本身，并在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导引下促发了叙事学的学术范式的兴盛与转型。（6）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回归文本”学术呼声，又促使了红学研究由“外”向“内”的初步转型，此后，学界开始广泛关注《红楼梦》的文本本身，并在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导引下促发了叙事学的学术范式的兴盛与转型。 （7）港台红学学术范式的演变也是与时代精神变化密不可分的，但相对于大陆偏重于时代的政治导向来说，他们更多的是与不同时代的学术精神的变化相契合。
3．外来文艺与文化理论的借鉴与运用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演变的学理依据 （1）前期红学研究的社会学范式的学理依据主要是苏联的文艺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大量的文艺理论被翻译到中国来，苏联一些文艺学研究专家如毕达可夫还被邀请到中国讲学，这极大地促使了苏联文艺理论在新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新中国的学术以及红学研究的社会学范式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2）后期的红学研究学术范式出现了新的演变和转型，其理论依据也由取之于苏联转向了西方的文艺与文化理论，诸多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包括文艺美学、心理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叙事学、形式主义批评等，都趁着改革开放之潮涌进了中国，大开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为新时期红学研究各种新学术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 （3）台港红学研究虽然与大陆红学研究的联系经历了由分到合的过程，但港台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建立，同样也是充分吸取了西方文艺与文化理论，尤其是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理论作为学术范式建立的理论借鉴。
（4）外来文艺与文化理论的借鉴与运用的具体路径： 一是从总体上来看，作为大陆红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建立的学理依据，外来理论经历了由最初的苏联文艺理论的单一化到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与文化理论的多元化的发展历程； 二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外来理论输入经历了由最初的港台中转的间接输入到后来西方理论翻译的直接输入，因此港台的红学研究理论和学术范式对于促进大陆红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引导和中转作用。
4.学术创新需要是激发红学研究学术范式演变的内在要求 （1）社会学范式打破了考据学的经学注疏式研究，使红学研究初步地由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 （2）文艺美学范式的出现又打破了社会学研究过于关注当下政治意识形态以至于走向教条化、僵化。 （3）文化学范式则不仅打破了红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笼罩，更是把红学研究引向了文化思辨的高度，从《红楼梦》作者和读者共同依存的文化母体中寻求精神家园。 （4）叙事学范式和比较文学范式则进而推动红学研究真正由外在研究走向内在研究，使《红楼梦》的文本意涵得到了真正重视和深度阐释。
（二）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演变的教训 1.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问题 （1）与港台红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相对疏离性相比，大陆红学研究与当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密切和复杂，意识形态主导性时有失衡的问题曾为红学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惑。 （2）过于强调或完全淡化红学研究的意识形态主导作用都会导致学术生态的失衡，都是不可取的。
2.外来理论本土转化的问题 （1）前期的理论借鉴往往因左倾思潮的强势介入而蜕变为僵化的政治解读，后期的理论借鉴则时而因生吞活剥而与本土红学研究水土不服，两者的教训都表现在未能更好的将外来理论与《红楼梦》文本有机地融于一体，未能更好的通过外来理论的本土转化而完成范式重构。
3.文学研究本位地位的问题 （1）《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之作，文学研究理应居于红学研究的本位地位，对《红楼梦》的文学本位研究有意无意的忽略是红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训。 （2）伴随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本回归”呼声的日益高涨，比较文学、叙事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日渐成为《红楼梦》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文学研究的本位地位正在逐步得到确认。
结 语 红学六十年研究实践表明学术范式演变的总体趋向是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时代精神、外来理论和学术创新分别是红学学术范式演变的核心动力、学理依据和内在要求；红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外来理论的本土转化、文学研究的本位地位三个层面存在的缺陷，是基于红学学术范式演变留下的深刻教训，也是未来红学学术范式发展必须加以注意并切实解决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