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规范的历史运作及其启示

翻译规范的历史运作及其启示 ——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管窥 • 报告人：朱琳 Email: zhulin8688@163.com

一、研究思路 • 1.西方翻译研究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翻译规范展开研究，他们从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规范的类型和范围、规范的效力、规范的违反等方面作了颇有成效的探讨。 • 2.尽管大家对规范问题的认识难以统一，但对于规范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

3.他们的讨论所涉及的社会、历史、文化、道德、语言、文本、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给人启发颇多。3.他们的讨论所涉及的社会、历史、文化、道德、语言、文本、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给人启发颇多。 • 4.不少学者都建议用历史描写的方法去研究“翻译行为的规律性（规范）及其能为之作出解释的环境或文化特点”（Harlverson, 1997:216) 。

5. 但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研究在90年代末之后基本沉寂，而对翻译规范本身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及其与众多社会文化制约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未作系统的研究。

6. 本文借用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预规范、起始规范、操作规范等），用历史描写的方法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时期制约翻译规范形成和变化的主要因素（如社会权力关系、文化交流背景、道德观念、文学观念、翻译观念等）及其重要作用。

7. 总结历史经验，并结合当今时代翻译活动发展的新的社会环境，引发进一步思考，尝试构建了翻译规范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图，这幅图既体现了译者的社会属性（即作为社会一分子受诸多因素制约而参与构建翻译规范的状况），同时又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即作为独立思考的个体，具有抉择的权利）。

8. 另外，此图也显示了翻译规范形成和变化的循环过程，向我们比较清晰地展示了翻译活动所处的复杂环境的特点。

9.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 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概念如Toury对翻译规范的分类，是为了描写研究的方便，这并不等于其理论没有可改进之处。例如在历史描写的过程中就发现，Toury的操作规范，包括Chesterman的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都没有涵盖翻译形式（如合作翻译）的内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此内容补充进去并借用其概念进行描写。

二、历史回眸：翻译规范在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时期的运作情况二、历史回眸：翻译规范在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时期的运作情况 • 古代佛经翻译时期 • 翻译规范的变化： • 预规范：佛经翻译在原文的选择上从开始的零品短篇而变为越来越系统的经卷，在翻译途径上也从由“胡语”转译而最终变为直接从梵文原文翻译。 • 起始规范：从偏重译文充分性到重视可接受性，后逐步达到一个对二者比较平衡的认识。

操作规范：在文本特征上，总体上从偏质或偏文再到文质各有所用；佛教词汇的翻译初期阶段的音译较多，接着采用儒家道家概念格义佛教词汇（如三国时的康僧会），后来终于摸索创造佛教专名（后秦的鸠摩罗什）；对佛经原文的文体格式由忽视到向汉语归化（如支谦），到最后终于认识到其文体特征的重要性（如道安），而予以重视。在翻译形式上，由简单的外僧“传言”和一人或几人“笔受”相结合的形式，到规模宏大、分工细致的译场。这说明翻译技巧在逐步完善，翻译的准确性不断提高。操作规范：在文本特征上，总体上从偏质或偏文再到文质各有所用；佛教词汇的翻译初期阶段的音译较多，接着采用儒家道家概念格义佛教词汇（如三国时的康僧会），后来终于摸索创造佛教专名（后秦的鸠摩罗什）；对佛经原文的文体格式由忽视到向汉语归化（如支谦），到最后终于认识到其文体特征的重要性（如道安），而予以重视。在翻译形式上，由简单的外僧“传言”和一人或几人“笔受”相结合的形式，到规模宏大、分工细致的译场。这说明翻译技巧在逐步完善，翻译的准确性不断提高。

历史语境下探索到规范变化之原因： • 社会文化交流状况：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背景 • 赞助关系：统治阶级的支持 • 译者努力（翻译观念的变化）：译业探索 • 目的语社会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特点、文学观念和读者审美特点（形成目的语社会的期待规范）

发现： 革新翻译方法，推动新的主要规范形成的力量往往是语言造诣较深且对佛经很有研究的译经名僧[这些人或许可以被称之为Chesterman所谓的规范权威（norm-authority）]，他们结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和自己的认知与能力来提出新的译法并身体力行，从而逐渐产生影响。

举例： • 三国支谦：打破以前质派译法，主张减少胡音（音译成分），译文要适应汉人口味，注重词藻文雅，但常有删削；首创“会译”体裁和加注的方法。他的译风从三国到西晋影响很大（《出三藏记•支谦》、《高僧传》、《中国佛教史》） • 三国末期到西晋时的竺法护：有感于支谦译文偏离原本较多，故而主张直译。但此直译较前期质直的“拙”译不同，乃是“存真的质”（马祖毅，1999：108）。

前秦释道安：不赞成支谦在文字上求“巧”，也不赞成多删，主张直译，但同时主张经文（译经）的文质，应有其本身来决定。（同上：114）可见道安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文体与翻译的问题。前秦释道安：不赞成支谦在文字上求“巧”，也不赞成多删，主张直译，但同时主张经文（译经）的文质，应有其本身来决定。（同上：114）可见道安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文体与翻译的问题。 • 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其翻译被称为“新译”，以前的称之为“旧译”。他一改以前普遍直译的规范，提倡意译，主张“依华出实”，并对原文繁重之处时有删削。原因是一方面他懂得梵汉两种语言，且处理手法纯熟，另一方面受当时译入语社会文风趋向华美（考虑读者口味）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都采用了意译法。另外，他摒弃以前的“格义”之法，创立佛教专名，对佛教词汇的确立影响深远。

总结: 综上来看，文化交流状况、赞助关系、译者努力、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读者审美心理等都会影响到翻译规范的形成和变化，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译经名僧，他们代表着有能力和一定社会地位或影响力的“规范权威”，所以对翻译操作规范的树立和革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 • 翻译规范的主要内容： • 预规范：在翻译内容选择上包括了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医学、生物学、舆地学、语言学、经院哲学等西方比较先进的文明成果。 • 起始规范：总体上偏重于可接受性

操作规范：就翻译方式而言，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合作翻译成为主要的形式，中国士大夫按照中国读者的习惯对传教士的译著进行笔录、润色、作序介绍，还为之刻印流传（马祖毅，1999：501）。翻译过程中删节现象严重。操作规范：就翻译方式而言，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合作翻译成为主要的形式，中国士大夫按照中国读者的习惯对传教士的译著进行笔录、润色、作序介绍，还为之刻印流传（马祖毅，1999：501）。翻译过程中删节现象严重。

历史语境下探索到的翻译规范 形成的制约因素： • 文化交流背景：西方传教士企图扩张宗教势力遭遇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阻碍。 • 社会权力关系：赞助关系（传教士设法取悦中国统治阶级——中国皇帝和士大夫，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译者地位（传教士和当时与之合作翻译的中国士大夫社会地位较高）。 • 目的语社会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和读者审美特点：中士为译文润色和加工。

翻译观念：跳出了宗教翻译的樊篱，将翻译理论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绝大多数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的翻译论述主要是关于翻译的功利目的，多数中国士大夫不识外文，也无暇于翻译的内部研究，他们视翻译为“会通”的手段（如徐光启“翻译—会通—超胜”的论述），所以在翻译时添加了不少节译、增译等“创造性”的劳动（李之藻称自己的翻译为“创译”）。翻译观念：跳出了宗教翻译的樊篱，将翻译理论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绝大多数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的翻译论述主要是关于翻译的功利目的，多数中国士大夫不识外文，也无暇于翻译的内部研究，他们视翻译为“会通”的手段（如徐光启“翻译—会通—超胜”的论述），所以在翻译时添加了不少节译、增译等“创造性”的劳动（李之藻称自己的翻译为“创译”）。

3.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分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洋务派的实用西学翻译。 • 此时的翻译规范基本上沿袭了前一阶段西学翻译的特点：翻译方式仍为西人口授，中士笔述并润色。不同的是，此时的“西人”基本上与宗教脱离了关系。

此阶段翻译馆译书的选择，决定于当时洋务派的需要：洋务派为了增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兴办近代工业，造船和枪炮等，需要这些方面的技术，所以翻译馆译书偏重于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而在社会科学方面译书不多。此阶段翻译馆译书的选择，决定于当时洋务派的需要：洋务派为了增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兴办近代工业，造船和枪炮等，需要这些方面的技术，所以翻译馆译书偏重于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而在社会科学方面译书不多。

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以维新派为主的政治西学翻译和文学翻译 。 • 此时的翻译规范呈现出新的特点： • 预规范： • 由日本转译比较多； • 译书的选择主要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 • 文学翻译也形成了繁荣的局面；

起始规范： 偏重于译文的可接受性，更关注读者反映。 • 操作规范： • 不再借助西人力量，以华人独立翻译为主。 • 在翻译方法上，经常会出现增、删、编译的情况。

历史语境下探索到的第二阶段翻译规范形成的制约因素：历史语境下探索到的第二阶段翻译规范形成的制约因素： • 文化交流状况：向西方求索，探寻救国之路。 • 权力（赞助）关系：政府大量选派留学人员，又以日本留学人员为多；维新派人士的支持与积极参与；翻译出版机构和刊载译文的报刊纷纷涌现。

社会文化观念：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译者更重视对原文内容的节选，而相对忽视了原文文体和艺术表达。社会文化观念：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译者更重视对原文内容的节选，而相对忽视了原文文体和艺术表达。 • 目的语社会的文学观念和读者审美特点：译者更注重关注读者反映，所以许多作品归化现象严重，忽视文体和艺术表达，有的甚至类似于编译和重新创作。

翻译观念：这一时期的译者把翻译作为启蒙救国的主要手段。虽然也有些颇有见地的译者开始对翻译本身进行了思考，如马建忠提出“善译”的主张，并提出创建“翻译书院”的建议；不少学者对翻译统一译名问题的努力；还有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说，更是影响深远。这些思考深化了人们对翻译行为本身的认识，译者对待翻译事业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但并未真正改变当时翻译增删的流行做法。（原因见下面总结）翻译观念：这一时期的译者把翻译作为启蒙救国的主要手段。虽然也有些颇有见地的译者开始对翻译本身进行了思考，如马建忠提出“善译”的主张，并提出创建“翻译书院”的建议；不少学者对翻译统一译名问题的努力；还有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说，更是影响深远。这些思考深化了人们对翻译行为本身的认识，译者对待翻译事业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但并未真正改变当时翻译增删的流行做法。（原因见下面总结）

总结：因为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翻译家们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译书为救国之第一要义”，所以促使他们更关注原文内容的选择，所以删节译也在情理之中。而且他们也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因而对于翻译的选材起着决定作用，而其翻译实践本身也为当时的众多译者树立了主要规范，而反对任意增删做法的次要规范在当时背景下还不足以挑战主要规范。总结：因为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翻译家们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译书为救国之第一要义”，所以促使他们更关注原文内容的选择，所以删节译也在情理之中。而且他们也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因而对于翻译的选材起着决定作用，而其翻译实践本身也为当时的众多译者树立了主要规范，而反对任意增删做法的次要规范在当时背景下还不足以挑战主要规范。

三、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 将不同历史阶段的翻译状况进行总结，发现三个阶段翻译规范建立和变化的特点是明显的，有其相似之处： • 首先，对翻译规范的形成起到制约作用的主要因素一般都包括社会文化（交流）状况、目的语社会的权力关系、文化观念、文学观念、道德观念和翻译观念。

其次，在应和统治阶级或社会发展的需求（指对翻译功用的考虑）之下，一些比较有名望有能力的译者和学者（即规范权威）在综合考虑两种文化状况和文学规范及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后逐渐摸索，树立了主要的翻译操作规范（主要指专业规范）。其次，在应和统治阶级或社会发展的需求（指对翻译功用的考虑）之下，一些比较有名望有能力的译者和学者（即规范权威）在综合考虑两种文化状况和文学规范及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后逐渐摸索，树立了主要的翻译操作规范（主要指专业规范）。

另外，在历史舞台上，与主要翻译规范同时存在的还有次要规范，因为有些译者对翻译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出于特别的目的，因而会产生不同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空间，从而可能形成次要规范。另外，在历史舞台上，与主要翻译规范同时存在的还有次要规范，因为有些译者对翻译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出于特别的目的，因而会产生不同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空间，从而可能形成次要规范。

例如，佛经翻译时在质派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派的翻译也会存在；相反的情况亦然。又如在西学翻译浩浩荡荡大量译介西方科技和政治文献的时候，文学翻译也悄悄地相伴而来，最终形成气候，蔚为大观；还有，在近代翻译盛行“剜鼻削眼”的时候，有些译者开始意识到忠实原作的问题，如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后来鲁迅先生提出“直译”说，一改随意增删的做法。例如，佛经翻译时在质派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派的翻译也会存在；相反的情况亦然。又如在西学翻译浩浩荡荡大量译介西方科技和政治文献的时候，文学翻译也悄悄地相伴而来，最终形成气候，蔚为大观；还有，在近代翻译盛行“剜鼻削眼”的时候，有些译者开始意识到忠实原作的问题，如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后来鲁迅先生提出“直译”说，一改随意增删的做法。

理论思考： •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如果把不同规范的共存视为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话）：主流规范和次要规范之间是存在着激烈竞争的，它们各自在系统中的地位取决于规范系统和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其他子系统（如上面提到的每一制约因素都可看作一个社会文化子系统或者其中的主要部分）之间的关系（Itamar Even-Zohar, 1990:9—26）。所以，主流翻译规范存在时间长短要取决于制约规范形成的各因素变化的程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因而在翻译规范的建立过程中，也隐含了其潜在的变化因素。当某些因素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即产生了威胁主要规范而有利于次要规范存在的环境），就会促使译者去打破主要规范，而能够担当起这种使命的，往往是那些比较有名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译者和学者（即规范权威）。

赫曼斯（Theo Hermans）说，翻译活动的历史也许可以被写成规范冲突的演变史。翻译规范的多元化同时也构成了（规范）变化的潜力来源（1999：84）。这话不无道理，但却忽视了译者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翻译规范的形成和变化主要是由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有的兼为翻译研究者）权衡诸多因素后实现的，其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表说明： • 1. 向翻译规范划出箭头的各部分都是翻译规范的制约因素； • 2. 从翻译规范出发的箭头所指部分表明的是译者在开始翻译生涯时获取翻译规范信息的途径。 • 3. 接下来指向译者的箭头表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翻译所必需的能力，同时经过复杂的思维活动，对所面临的不同规范做出抉择。

4. 抉择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从而可能会影响到原有规范系统的内部结构（所以箭头由抉择部分又指向了规范系统）。 • 选择服从主要规范，容易被社会接受，也就意味着对主要规范的维护。 • 选择违反主要规范，可能要承受不利的后果（往往发生在不知名译者的身上），也可能会动摇甚至颠覆主要规范（通常会发生在较有名望的译者身上）。 • 选取次要规范，可能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可能会逐渐上升直至取代主要规范。

5. 剩余箭头连接部分表示两部分之间的制约或影响关系（箭头所指部分为受制约者）。 • 6. 整个图形构成一个相互联系且又动态循环的过程，基本上概括了翻译规范形成和变化的过程。

说明 • 1. 权力关系中的赞助关系、译者、读者既是独立思考的个体，同时更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群体，而且每一方的层次性不容忽视。 • 2. 此图是一个基本的概括，既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抽象，也有理论本身的思辨。在具体社会和不同历史阶段，也许不同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理论框架本身的解释力。

结语 • 今天翻译活动蓬勃发展，仍然离不开翻译规范的潜在作用，而作为翻译活动的赞助者、翻译出版业、翻译发起者，尤其是译者，如果对翻译规范的运作情况多一些了解和思考，相信会促进翻译事业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

谢谢大家！

翻译规范的历史运作 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