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戊戌维新运动

第五讲戊戌维新运动 主讲：张华腾

第五讲戊戌维新运动 概言 1、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即戊戌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还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一次改革运动。传统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八九十年代有人提出置疑，如北大陈庆华先生认为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有人认为称之为改革运动比较合适。 2、关于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妥协所致，近些年来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维新派的激进和缺乏政治经验所致。

3、关于袁世凯高密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告密导致了变法的失败，最新研究说明，戊戌政变非袁世凯告密引起，政变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参考书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姜义华编：《康有为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王拭：《严复集》汤志钧：《戊戌变法史》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1 李喜所：《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

主要讲述 1、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 2、康、严的变法思想 3、维新派的一系列活动 4、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 5、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 6、明治维新与戊戌维新之比较一、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一）三国干涉还辽（二）列强掀起瓜分狂潮

二、维新变法的两大思想体系——康、严的变法思想二、维新变法的两大思想体系——康、严的变法思想（一）康有为的思想 1858－1927，广东南海人，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受严格的封建教育。19岁考秀才不中，1893年35岁乡试中举，1895会试，二甲第46名，赐进士出身，工部主事。

1888年，康有为乘到顺天参加乡试的机会，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 1、《新学伪经考》《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14篇考证文章，刊于1891年。康有为的学术渊源为今文经学派，他这里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用考证的方法考证出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所尊奉的儒家经典古文经诗、书、易、礼乐、春秋都是伪经，是王莽的国师公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杜撰出来的，王莽开创的王朝为新，因此，这些伪经为新学。今古文经之争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批评康有为说：“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

2、《孔子改制考》 1892年开始编写，1898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全书30卷，21篇。康有为在这部书里，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将今文经学的观点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及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进一步结合起来，发挥今文经学家的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为他的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所谓三统，就是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当旧王朝违背了天命，天就将统交给一个新王朝。新王朝为了表示自己的统是天授的，于是就对旧王朝的一系列制度进行改革，重要的有：徙居处（迁都）、改正朔（修历法）、易服色（崇尚新颜色）、变牺牲（改变祭祀的供品）。他们把朝代的更替归之为“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比如夏、商、周三代：夏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寅尚黑，故一切皆黑，以黑色为上，旗帜、马匹、衣服的颜色等以黑色最好，因此夏叫黑统，又称人统。商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丑尚白，故一切皆白。故商称白统，又叫地统。周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子尚红，故一切皆红。故周叫红统或赤统，又称天统。（周以后为秦，秦为黑统；秦以后为汉，汉为白统；汉以后为晋，晋乃红统……）

今文经学的所谓三世说，就是说社会历史是变化的，变化是逐步的，有阶段的，共分三个时代，即由乱世经升平世而到达太平世，越变化，越进步。这是基本概念。今文经学的所谓三世说，就是说社会历史是变化的，变化是逐步的，有阶段的，共分三个时代，即由乱世经升平世而到达太平世，越变化，越进步。这是基本概念。康有为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巧妙地结合起来，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 ↓ ↓ 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后来，康有为又把三世说与《礼记》结合起来，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 ↓ 小康时代→大同时代

孔子改制考》还着重宣传了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他把孔子塑造为中国改革的鼻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教主，六经都是孔子所做，六经中的古圣先贤式的人物，尧、舜、禹、汤、周公、文、武等，都是孔子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出来的，目的是为万代立法。康有为虚构出一个主张改制的孔子，目的是把孔子装扮成一个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倡导者，把自己的变法思想说成是阐发久被湮灭的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用以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不但没有违背孔子的遗教，而且是孔子道统的真正继承者。他打着孔子的旗号，利用孔子的权威宣传他的变法思想，用以反对顽固派对变法的阻挠和破坏。这就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孔子改制考》还着重宣传了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他把孔子塑造为中国改革的鼻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教主，六经都是孔子所做，六经中的古圣先贤式的人物，尧、舜、禹、汤、周公、文、武等，都是孔子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出来的，目的是为万代立法。康有为虚构出一个主张改制的孔子，目的是把孔子装扮成一个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倡导者，把自己的变法思想说成是阐发久被湮灭的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用以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不但没有违背孔子的遗教，而且是孔子道统的真正继承者。他打着孔子的旗号，利用孔子的权威宣传他的变法思想，用以反对顽固派对变法的阻挠和破坏。这就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康有为就是通过利用这两部学术著作，冲击了守旧的封建顽固势力，奠定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3、《人类公理》——《大同书》 《人类公理》一书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私塾馆时期着手写的一本书，仅仅是初稿，而且秘不示人，1901－1902年他在印度时最后完稿，改名为《大同书》。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前2部分。所以此书没有实际意义。研究康有为的思想可了解。康有为在这部书里，以今文经学公羊传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说，佛教的慈悲平等说，卢梭天赋人权说，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自由说，以及他后来片面接触到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加上他自己的想象，描绘出一幅无阶级、无国家、无家庭、无私产、无帝王，人人平等、人人相亲的大同社会的蓝图，体现了康有为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

（二）严复的变法思想 1、严复生平严复（1854－1921），近代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福建侯官人，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医生家庭，14岁时父亲去世，无法再走科举仕途的道路，恰好这年（1867）左宗棠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招生，（除了吃穿外还有津贴）作文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触动了严复的丧父之情，文章写得十分感人。主考官恰好是近期丧母的沈葆桢，二人情感交融在一起，沈葆桢对严复的文章十分欣赏。这次考试严复总分名列第一。他在船政学堂学了5年，先后学了英语、数学、地质、天文、物理、化学、航海等课程，初步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毕业后在“建威”、“扬威”军舰上实习，先后到过新加坡、日本，日本侵犯我台湾时，他随军舰前往。1877年被选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学习海军技术。在英国，他广泛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学习了学校开设的海军课程，而且还考察和研究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阅读了不少古典和当时流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在英国的留学，奠定了他维新思想的基础。

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系列政论文章，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变法思想。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系列政论文章，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变法思想。严复认为，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机，是“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重大世变，要想挽救民族危机，只有变法图强。他说：“天下理之最明，二势所必至者，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救亡决论》）严复认为，中国要变法图强，唯一的途径，即效法西方，“非西洋莫为师”（《原强》）。他大声疾呼：“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睹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至，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论世变之亟））

严复的变法主张，采用了斯宾塞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取决于人民体力、智力和德行三者的高低，西方的思想家，正是以民力、民智、民德这三个条件来判断一个民族的优劣。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政令，都是以增进人民的力、智、德为准则的。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只顾私利，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致使中国人民的民力、民智、民德十分低劣，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从根治这三方面入手，因此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主张，实际是人的现代化的最早表述。严复的变法主张，采用了斯宾塞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取决于人民体力、智力和德行三者的高低，西方的思想家，正是以民力、民智、民德这三个条件来判断一个民族的优劣。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政令，都是以增进人民的力、智、德为准则的。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只顾私利，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致使中国人民的民力、民智、民德十分低劣，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从根治这三方面入手，因此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主张，实际是人的现代化的最早表述。所谓鼓民力，就是禁止吸食鸦片，禁止缠足等，增强人民的体质。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开发人民的智力，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注重实用。所谓新民德，就是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确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以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

在此三者中，严复把开民智列在第一位，他说；“然则变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救亡决论》），即废除禁锢人们思想的八股制度，培养社会急需要的实际人才。严复把培养新式人才作为中国变法维新的首要条件，他的现代化思想独具特点。在此三者中，严复把开民智列在第一位，他说；“然则变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救亡决论》），即废除禁锢人们思想的八股制度，培养社会急需要的实际人才。严复把培养新式人才作为中国变法维新的首要条件，他的现代化思想独具特点。 2、严复与《天演论》达尔文（1809－1882），英国人，举世闻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进化论学说的有力支持者和宣传者，将进化论扩及自然界，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生物界，而且是整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严复不仅赞同这一观点，而且还用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普通进化的观念，强调进化是任何事物也不能回避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用严复话说即：达尔文曰，物竞自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也如是也

①译书目的 严复为什么要译著《天演论》？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译书的目的“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他将生物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是为了宣传变化发展的观点，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提供理论根据。他向人们说明，中国要顺应天演的规律，变法维新，那么中国就可以转弱为强，否则，就要亡国灭种而被淘汰。 ②译书方法《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论文集，但它决不是赫胥黎原著的翻版，即不是一字一句的直译，而是意译，而且在译完每段之后，一般都要加上自己的按语，来抒发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原著第12节后，他加了一段按语，特别强调“进”。他说：“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进则存而种传焉，不进则病而亡言。”原著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

在译完生物进化的快慢归因于外界环境的影响一段后，他借题发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说：“物动有因，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用现代汉语解释，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他劝告人们借助于外国侵略的逼迫，奋起变法，以改变中国积弱的状态。在译完生物进化的快慢归因于外界环境的影响一段后，他借题发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说：“物动有因，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用现代汉语解释，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他劝告人们借助于外国侵略的逼迫，奋起变法，以改变中国积弱的状态。在译完第9节的最后一部分，严复几乎完全抛弃了原文，号召人们与天争胜。他说：“嗟夫！今者欲治道之有功（治理国家见成效），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业。”（强调发挥中国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在自然变化中束手无策） ③主要理论

A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的结果是且演且进，后胜于今。 B 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是人类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规律，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 C 在无法抗拒的社会变化规律面前，“任天为治”，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应该发愤图强，与天争胜。一方面严复给人们敲起警种，不好了，列强瓜分迫在眉睫，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再也不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了。另一方面，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奋进，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 ④《天演论》的影响严复在变法前后，除了译著《天演论》外，还翻译了西方名著7部，和《天演论》一起，被称为严译8大名著。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社会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作用。所以，严复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家。

对照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严复的变法理论要比康有为对照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严复的变法理论要比康有为高明得多，它给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一种新的世界观，反对封建顽固派的锐利思想武器，不仅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接受，而且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利用，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天演论》的遗稿尚未出版，梁启超就将草稿拿来借抄，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宣传进化论的观点。康有为看了《天演论》后，称严复“中国西学第一”。后来同盟会的《民报》，曾发表文章赞扬《天演论》的作用：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也非细。鲁迅先生也曾回忆说：“进化论对我是有用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

严复在变法前后，除了译著《天演论》外，还翻译了西方名著7部，和《天演论》一起，被称为严译8大名著。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社会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作用。所以，严复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家。严复在变法前后，除了译著《天演论》外，还翻译了西方名著7部，和《天演论》一起，被称为严译8大名著。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社会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作用。所以，严复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家。三、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公车上书 1、公车上书的经过 2、公车上书的内容 ①下召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认为：皇帝首先下罪己召，承担战败的责任，以求得全国人民的谅解。次下明罚召，即严惩主和误国的大臣和临阵逃脱、丧师弃地的将帅，对有功的将帅，给以重奖。再下求才召，不拘一格，选用高才，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

②迁都定天下之本 ③练兵强天下之势 ④变法成天下之治富国之法有六，即修铁路、开矿藏、用机器、发纸币、铸银元、办邮政，实际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主张，涉及工矿业、交通业、电信业、金融业等。养民之法有四，即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教民之法有四，一是普及教育，二是改革科举，三是开设报馆，四是设立道学。实际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主张。建议光绪皇帝下特召颁布海内，令士民公举议郎，每十万户公举一人。这些议郎不仅可以充当皇帝的顾问，而且还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军政要事，皆由议郎开会讨论，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后，交各部执行、议郎每年更换一次。康有为的这项建议，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

3、公车上书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公车上书是康有为领导的一次群众性的爱国活动，这次活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开始转变为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第二，康有为在上书中精心设计了一个挽救民族危机的救国方案，描绘了一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给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以极大的鼓舞，这次上书虽然没有到达光绪皇帝之手，但在京师广泛传颂，各省举人又争相传抄，并带回各自的家乡。不久，上海印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朝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为莘莘学子矢心国事，参与政治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实际上是步公车上书的后尘。

4、公车上书遗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会试第五名贡士，保和殿试二甲第46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二等，钦点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恭承四、维新派的一系列活动 1、办刊物以鼓吹 1895年8月，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这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报刊，由梁启超、麦孟华等编辑和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 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创办人黄遵宪、汪康年，聘请梁启超为主笔 1897年10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由严复、夏曾佑、王修值创办，以变法自强相号召

1897年在湖南长沙创办《湘学报》，由唐才常等人创办 2、立学会以联络人才 1895年在北京创立《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政治团体，以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 1898年春，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创设<南学会>， 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 3、频繁上书以求得皇帝的支持康有为七上皇帝书概况

五、光绪皇帝愤然变法 翁同和：驳罢和议，以款夷之费筹兵，以乞和之耻激将，严赏罚，振纪纲，，拒要以图之，持久以待之。（《中日战争》四，第22）驻日公使王之春：倭财竭疲甚，必难久，冀我固守。（《中日战争》五，第107页）刘坤一：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后来，在统治阶级中要求废约再战的人们，进一步把废约、迁都、开展持久战三者结合在一起，以迁都开展持久战作为达到废约的手段，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具有战略思想的思想主张，这种战略思想在当时并非虚言，而是有实际意义的挽救民族危机的正确主张。西太后：和战之局汝主之，此（指迁都再战）我主之，”（《中日战争》一，第127页）

众枢在直立候（即当国的奕、奕匡 、孙毓汶、徐用仪等军机大臣），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初九日（5、3）和约用宝。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8页甲午辽东丧师，上愤外难日迫，国势阽危，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5页光绪读过的书主要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写的《泰西新史览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以及康有为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 “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0页）

六、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百日维新 ①明定国是诏书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布，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际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逾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 康有为：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梁启超：自是天下响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始，开于此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页

②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教材90页） 百日维新的缺陷和不足：一、政治民主化方面没有体现，开国会、设议院以及君主立宪等丝毫没有涉及。不要苛求光绪，康有为也后退了，不提国会了，仅强调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新政。这就是说百日维新与维新派宣传的目标还有距离。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没有进展。二、即经济方面的措施，光绪也是有条件的接受。比如裁撤漕运、厘金，关乎于国家的财政收入 2、戊戌政变第一道：免去翁同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一切职务，限期离开北京。光绪：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竞日不食。翁同和：所恨者，不能复见皇上耳！

第二道谕旨：凡新任二品以上的大员，必须到太后千谢恩。 第三道：任命太后亲信兵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华北京津地区几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仅如此，北京及颐和园的警卫权也全在西太后亲信掌握之中。光绪作为： 6、16日召见康有为 7、3日召见梁启超 7、8日将参劾康有为的御史文悌革职 9、4日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堂官六人全部罢免 9、5日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 9、7日将不积极奉行新法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由此可见，新旧斗争相当激烈。

9、15日，政变风声越来越紧，光绪深感形势急迫，于是召见杨锐并授予密诏，“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一、是从外交着手，运动各国驻华公使进行干涉。于是康有为去见英国驻华公使，容闳去见美国驻华公使，梁启超见日本公使二是由谭嗣同去运动袁世凯，利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发动军事政变，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囚禁西太后，扶持光绪掌握大权，继续进行新政。

关于袁世凯戊戌高密问题，是戊戌变法研究的一大学术问题，众多学者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使这一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关于袁世凯戊戌高密问题，是戊戌变法研究的一大学术问题，众多学者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使这一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台湾著名学者吴相湘、黄彰健，大陆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戴逸、林克光，北京大学的房德邻、毛海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天石，广东社科院的骆宝善、刘路生等都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吴相湘、黄彰健、戴逸、林克光、房德邻等均认为戊戌政变与袁世凯高密无关。而台湾的刘凤翰、广东社科院的赵立人仍然坚持传统观点新的研究进展: 戊戌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即政变在先，告密在后。这种观点认为，袁世凯告密不是主动告密，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告密。因为9月21日晚他在天津听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如果不告密，将危及到他的性命。所以他才向荣禄告密。西太后发动政变时，并不知道维新派与袁世凯的密谋，袁世凯告密，将维新派的计划和盘托出，使西太后发动的政变合法化，这种观点针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几个有非常说服力的问题：

第一，如果袁世凯告密在先，清廷肯定先去捉拿谭嗣同，因为是谭嗣同去向袁世凯游说的，谭嗣同是祸首。而实际上政变发生后，清廷却没有立即逮捕谭嗣同，谭嗣同还在到处活动营救光绪，后来才被捕。第一，如果袁世凯告密在先，清廷肯定先去捉拿谭嗣同，因为是谭嗣同去向袁世凯游说的，谭嗣同是祸首。而实际上政变发生后，清廷却没有立即逮捕谭嗣同，谭嗣同还在到处活动营救光绪，后来才被捕。第二，政变发生后，在宣布维新派的罪状时也没有说康有为维新派要发动政变，杀荣禄，除旧党，囚禁西太后，如果清廷得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决不会不宣布，以此说明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合法性。第三，传统说法袁世凯八月初五日（9月20）回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当晚赶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马上动身到皇宫，立即发动了政变。而事实上根据当时情况是不可能的。其一是技术条件不允许。京津铁路已经开通，但只有白天车而没有晚上车。其他交通条件都不可能。其二，据宫中档案记录，西太后这时候不在颐和园而在皇宫，怎么说还跑到颐和园告变呢？即使她在颐和园也不可能再赶到皇宫，于八月初六（9、21）早朝时发动政变。因为从颐和园到皇宫的距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当时主要交通条件是骑马、坐轿，而今天坐公共汽车从颐和园到皇宫，起码需要2个小时。

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传统说法不攻自破。持新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而且大都是学术权威。台湾学者最早是吴相湘（其文为《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黄彰健（其文为《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后来大陆学者进一步考证，持续了这种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其文《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林克光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先生、广州社科院骆宝善研究员等。张华腾：《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张华腾：《维新变法时期的康有为与袁世凯》，《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对这一时期的康有为、袁世凯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传统说法不攻自破。持新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而且大都是学术权威。台湾学者最早是吴相湘（其文为《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黄彰健（其文为《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后来大陆学者进一步考证，持续了这种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其文《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林克光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先生、广州社科院骆宝善研究员等。张华腾：《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张华腾：《维新变法时期的康有为与袁世凯》，《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对这一时期的康有为、袁世凯进行了比较研究。

甲午战争时期伊藤博文是日本首相，1898年已经下台，他是以私人身份来中国游历的。伊藤博文访华，维新派非常振奋，康有为不仅会见了他，而且还准备上书光绪，要光绪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变法的顾问。康有为与伊藤博文的交往，引起了西太后的高度警惕，她唯恐维新派与外国勾结，推翻她的统治，所以她要先行下手，以防不测。政治家就是这样，来不得半点迟疑。所以伊藤博文来华以及他与维新派的交往是西太后发动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甲午战争时期伊藤博文是日本首相，1898年已经下台，他是以私人身份来中国游历的。伊藤博文访华，维新派非常振奋，康有为不仅会见了他，而且还准备上书光绪，要光绪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变法的顾问。康有为与伊藤博文的交往，引起了西太后的高度警惕，她唯恐维新派与外国勾结，推翻她的统治，所以她要先行下手，以防不测。政治家就是这样，来不得半点迟疑。所以伊藤博文来华以及他与维新派的交往是西太后发动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正当这种观点站稳了脚跟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时，《广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发表了孔祥吉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名为《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真相》。孔详吉原来是人大的教授，戴逸先生的得力弟子。现在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工作，也是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文章的核心内容是：

《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此种观点的提出，实际上为传统的观点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袁世凯告密是通过荣禄，用电报发给了庆亲王奕匡力。但这种观点也有疑虑之处，即我们前面所说的既然西太后得到了袁世凯告密的详细情况，为什么不逮捕谭嗣同，为什么不宣布维新派发动政变的密谋。袁世凯告密到底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袁世凯为什么不执行康有为、谭嗣同的政变计划？过去我们一味地谴责袁世凯，说既然袁世凯思想上与维新派一样，甲午战争之后要求变法，在变法初期还参加了维新派的活动，为什么在变法的关键时期、危机时期却不仅不执行康有为的政变计划，反而向荣禄高密。岂不知康有为、谭嗣同的政变计划毫无实现的可能:关于袁世凯为什么不执行康有为、谭嗣同的政变计划？过去我们一味地谴责袁世凯，说既然袁世凯思想上与维新派一样，甲午战争之后要求变法，在变法初期还参加了维新派的活动，为什么在变法的关键时期、危机时期却不仅不执行康有为的政变计划，反而向荣禄高密。岂不知康有为、谭嗣同的政变计划毫无实现的可能: 第一，兵力对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7000人，而京津地区荣禄直接掌握的军队近14万人，20/1. 第二，对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袁世凯9、14日进京，16日皇帝接见，授予兵部侍郎，专门练兵。20日光绪再次接见后回到天津。而前面说6、15日西太后就对京津地区的军队进行了重新部署。袁世凯9－14日进京当天，就已经引起了顽固派的重视，荣禄就调聂士成的军队5000人布防在天津陈家沟，切断了北京－小站的通道，袁世凯的军队到天津、北京都很困难。况且北京也早已布防。对这些情况，作为军事家的袁世凯都很清楚。采取这样的军事冒险形同儿戏。袁世凯不接受任务是可以理解的。变法后逃到日本的维新派王照就非常宽容和理解袁世凯，对康有为、梁启超对袁世凯的指责和谩骂表示不满。

3、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第一，根本原因，力量对比悬殊封建顽固势力强大，维新派力量弱小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顽固势力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军队、政权，以及几千年的儒学思想武器，力量十分强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非常薄弱。甲午战争之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力量微乎其微，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在战后民族危机的特殊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没有政权，没有军队，仅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通过颁发诏书的形式推行新政，进行社会变革，可行性是很小的。面对顽固派的镇压，惊惶失措，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失败了。第二，维新派、光绪皇帝的缺陷和不足，策略手段的失误，也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维新派都是书生，长于书斋，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作为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辉煌业绩和学术成就，但他们并非政治家、社会改革家。正如梁启超评价康有为时所说：维新派都是书生，长于书斋，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作为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辉煌业绩和学术成就，但他们并非政治家、社会改革家。正如梁启超评价康有为时所说： “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第36页）其实，梁启超评价康有为的这段文字，拿来评价整个维新派是比较合适的。光绪皇帝呢，有政治抱负，有改革热情，但他长于深宫，性格软弱，终其一生都逃不出西太后的股掌，更缺乏雄才大略的大气。戊戌变法是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确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为目的的，本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而革命的方式，是和平改革，它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艰巨性，要求领导者既赋有勇气，又长于谋略。维新派则勇有余，而谋不足。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在策略上他们犯了两大错误：

其一，急于求成 维新派根本没有权衡轻重，统筹安排，先易后难，稳步前进，而是急于求成，在103天内，颁布各种诏书200多道，平均每天有2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上则严重削弱西太后以及王公大臣的权力，下则触及八股士人、无业旗民、寺庙僧尼的贴身利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抵触面，不仅使剥夺者惶惶不可终日，更是改革者面临一大堆棘手问题。百日维新决非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是全面的齐头并进的迅猛的改革，超过了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压力。甲午战争之后，百废待兴，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应该从实际出发，先发展经济，改革教育，整顿武备，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样可以争取大批官僚尤其是洋务官僚的支持，为政治改革奠定基础，最后再进行政治改革。

8月29日康有为提出在宫中设制度局，遭到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坚决抵制，他们以为开制度局就等于夺了他们的权力，由此群起反对。开制度局不成，康有为又发动众人上书，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在宫中设议政处的办法，在宫中设懋勤殿。光绪准备采纳，当9、14日他赴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时，遭到西太后的否决。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最后一道诏书。至此变法急转直下。变法遭厄运的关节点就在这里，政治改革方面。西太后意识到维新派要夺权了，于是先行下手。其二，没有找到有实力的同盟军除了帝党之外是否还有同盟军呢？有，就是洋务派。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使洋务派很有可能成为维新派的同盟军。因为他们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比如旧法当变，教育改革，发展工商、交通事业，编练新军等。维新变法之初，洋务派对维新派看法很高，把维新派视作洋务的新秀。张之洞、刘坤一等都支持，尤其是张之洞的支持。如果求同存异，借以换取洋务派的支持是很有可能的。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的态度令人寻味。百日维新期间，他没有上书支持维新派，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对维新派提出的军事改革、经济改革都是赞同的，但对政治改革，他持谨慎态度，他说要防止“冒昧从事”，李鸿章的态度和建议，不能不说是善意的。尤其是政变发生后，有人将李鸿章告发，说李鸿章是康党，当西太后问他时，他回答说毫不含糊，说我是康党我就是康党。但维新派没有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与李鸿章没有处理好，与张之洞也没有处理好关系。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的态度令人寻味。百日维新期间，他没有上书支持维新派，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对维新派提出的军事改革、经济改革都是赞同的，但对政治改革，他持谨慎态度，他说要防止“冒昧从事”，李鸿章的态度和建议，不能不说是善意的。尤其是政变发生后，有人将李鸿章告发，说李鸿章是康党，当西太后问他时，他回答说毫不含糊，说我是康党我就是康党。但维新派没有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与李鸿章没有处理好，与张之洞也没有处理好关系。

第五讲 戊戌维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