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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 - PowerPoint PPT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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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5. 台灣政治. 1979. 司馬文武. 與警總完捉迷藏的日子─ ─ 1979 年黨外雜誌健將. 戒嚴時許多文章無法刊在主流媒體上,司馬就將它們轉投黨外雜誌。 當時中時內部有「兩大匪類」:統派共匪南方朔,台獨份子司馬文武。這些人「雖然很專業,永遠不會紅」。 中時老闆余紀忠雖是國民黨中常委,情治人員照查,報老闆為了應付政戰系統壓力,只能派有軍方背景者擔任主管。. 那時記者不能算真正記者,頂多是文宣人員。 可以看到有見解、有良心、憂心國事的君子,一碰到敏感問題就只能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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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5

台灣政治


1979

司馬文武

與警總完捉迷藏的日子──1979年黨外雜誌健將


戒嚴時許多文章無法刊在主流媒體上,司馬就將它們轉投黨外雜誌。戒嚴時許多文章無法刊在主流媒體上,司馬就將它們轉投黨外雜誌。

當時中時內部有「兩大匪類」:統派共匪南方朔,台獨份子司馬文武。這些人「雖然很專業,永遠不會紅」。

中時老闆余紀忠雖是國民黨中常委,情治人員照查,報老闆為了應付政戰系統壓力,只能派有軍方背景者擔任主管。


那時記者不能算真正記者,頂多是文宣人員。戒嚴時許多文章無法刊在主流媒體上,司馬就將它們轉投黨外雜誌。

可以看到有見解、有良心、憂心國事的君子,一碰到敏感問題就只能求自保。

司馬認為:在新聞界能夠真正發揮監督力量之前,社會上需要培養一股健全的政治性制衡力量,否則新聞自由只是沙上築塔。一個有力的巨人也無法把自己撐起,國家一定要有反對黨,才能與執政黨一起把天花板撐起,才有言論學術新聞等自由。


1975戒嚴時許多文章無法刊在主流媒體上,司馬就將它們轉投黨外雜誌。年,《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海外留學生在美抗議。

東歐、拉美、南韓等國,政府為打壓異議人士,但不會讓他們活不下去。報老闆往往被迫讓敢言的記者走路,但又暗地裡幫他們找工作,甚至在時候到了再請他們回來。


  • 1976戒嚴時許多文章無法刊在主流媒體上,司馬就將它們轉投黨外雜誌。年,申請到獎學金,赴德進修新聞專業課程。

  • 1979年,《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過世,報上只出現一百字的簡短報導。

  • 後來康寧祥辦雜誌,找司馬幫忙,於是去《八十年代》工作,成為第一個有記者經驗的黨外媒體工作者。



美麗島事件後,其實黨外雜誌並沒有多偉大,只是剛好那時的台灣社會需要這些東西。《八十年代》遭查禁,先後以《暖流》和《亞洲人》等名義再行發刊。

辦黨外雜誌是很特殊的經驗,從採訪秘密消息來源、寫稿、到印刷、發行,都是偷偷摸摸、跑給警備總部追。很多消息還源看到報社記者都避之唯恐不及,看到黨外人士那更不得了,敢跟我們見面的實在不多。每次約會或計畫,都是秘密單獨,不讓人知道,因為到處都是線民。


所以經常換印刷廠,講電話也都有暗號,假報印刷時間;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闖關經驗,讓每一個環節和組織慢慢培養出躲避查禁的模式。所以經常換印刷廠,講電話也都有暗號,假報印刷時間;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闖關經驗,讓每一個環節和組織慢慢培養出躲避查禁的模式。

後來甚至和查禁人員產生「共生關係」,玩出遊戲規則。好比先印幾本假雜誌給他們抓,他們拿去領錢,剩下我們再繼續印真正要發行的東西。彼此還會套交情,聊聊天。


堅持新聞專業,不像鄭南榕較為基進,認為「你亂判,我叛亂」,新聞亂寫。堅持新聞專業,不像鄭南榕較為基進,認為「你亂判,我叛亂」,新聞亂寫。

黨外雜誌分兩派,一是行動派,如《美麗島》與黨外政治活動結合,而《八十年代》主張的是言論報國,強調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不搞政治活動。當然有人就會笑後面這一派是「放水派」,認為戒嚴時期沒什麼客觀可言。我們是走體制內、溫和改革的路線。


後來學習美國的堅持新聞專業,不像鄭南榕較為基進,認為「你亂判,我叛亂」,新聞亂寫。《華盛頓郵報》,以小方欄的方式,把政壇內幕消息登出來。由我執筆的「台北耳語」,以簡潔筆法和犀利用語,報導並評論政界內幕。

後來我仔細觀察,很多黨外人士,都是生活過得很好的中產階級,從黨外到民進黨,很多農工階級跟著走;但事實上,領導階層都是中產階級,所以基本上都是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不可能真正激進。那些領導階級的人都是心有餘裕才參加。我才開始體認到,自己絕對不能搞政治,人家都是什麼身份、什麼條件才去搞。


解嚴時,擔心未來失去使命感,沒有解嚴當奮鬥目標,要找別的目標才行。於開始關心司法獨立、司法改造和議會改革。解嚴時,擔心未來失去使命感,沒有解嚴當奮鬥目標,要找別的目標才行。於開始關心司法獨立、司法改造和議會改革。

其實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後,台灣新聞工作者就沒有真正的危險了。相當少人因政治而死亡(鄭南榕除外)。


1990解嚴時,擔心未來失去使命感,沒有解嚴當奮鬥目標,要找別的目標才行。於開始關心司法獨立、司法改造和議會改革。年,李登輝提名郝柏村任閣揆,反對聲浪四起,這是一大倒退。「幹!反對軍人組閣!」是那時新新聞的標頭。


辦首都日報時,有個天真想法,不想被財團和政客控制,所以沒有大老闆,由六十幾個小股東組成,以為這樣最獨立,不會被控制。結果碰到問題時,才知道這樣最笨,因為沒有人願意負責。我才瞭解辦報的為什麼都是財團和家族企業,因為不管賺賠,都要一直投資才辦得下去。辦首都日報時,有個天真想法,不想被財團和政客控制,所以沒有大老闆,由六十幾個小股東組成,以為這樣最獨立,不會被控制。結果碰到問題時,才知道這樣最笨,因為沒有人願意負責。我才瞭解辦報的為什麼都是財團和家族企業,因為不管賺賠,都要一直投資才辦得下去。


Taipei Times辦首都日報時,有個天真想法,不想被財團和政客控制,所以沒有大老闆,由六十幾個小股東組成,以為這樣最獨立,不會被控制。結果碰到問題時,才知道這樣最笨,因為沒有人願意負責。我才瞭解辦報的為什麼都是財團和家族企業,因為不管賺賠,都要一直投資才辦得下去。花了許多心血,但報老闆對英文報的概念很薄弱,要我節省資源,直接把中文稿翻成英文就好,還叫我把英文報辦成語言學習刊物,看能不能刺激銷路。


其實接觸到許多國民黨好人與才才,但為什麼那麼多優秀人士在國民黨做官,整個黨的表現卻那麼差?顯然是制度問題,因此我認為國民黨應該要輪替。其實接觸到許多國民黨好人與才才,但為什麼那麼多優秀人士在國民黨做官,整個黨的表現卻那麼差?顯然是制度問題,因此我認為國民黨應該要輪替。

我當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起草人時,其實並沒有放「四不一沒有」上去,那是後來他們自己加的。

後來接國安會副秘書長是為滿足外交軍事方面的學習。任職其間,我完全不和記者往來,工作內容無關政治也不寫文章、不對外發言,因為我在政府工作,沒有權力在媒體上寫文章。



1971當專欄作家是最過癮的事,可以主張理想、推銷正義,自己都不用做。但要能做出好評論,文章必須讓讀者容易懂。

俞國基

來自中南部的聲音──1971年台灣時報總編輯


具有自由主義理想,當專欄作家是最過癮的事,可以主張理想、推銷正義,自己都不用做。但要能做出好評論,文章必須讓讀者容易懂。在中華日報時就感到格格不入。以前在服役時,長官半夜叫我起來填表格入國民黨,我死都不填。有一次日報採訪主任出缺,請我擔任但又要我入黨,我還是不要,因此也失去升官機會。


後來轉到由高雄地方仕紳吳基福辦的台灣時報工作,任內我能盡情發揮,並幫報社建立了工作程序、內勤工作制度等。後來轉到由高雄地方仕紳吳基福辦的台灣時報工作,任內我能盡情發揮,並幫報社建立了工作程序、內勤工作制度等。

雖然台灣時報的收入不多、報社規模小、人才也不如大報,但言論都能盡情發揮。由於地處偏遠,不易引起中央注意,受到政治控制較弱,遂能偷渡許多自由思想進去。


當時管制新聞的黑手,有四條線: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當時管制新聞的黑手,有四條線: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

他們消息靈通,監視無孔不入。

我們常在文章中加一些隱喻諷刺的文字,看會不會怎樣,一旦沒事,就會有「有過了一關」的感覺。

現在解嚴了,不像當時想的都是如何「衝破」體制的問題。但更慘的是,現在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再怎麼刺、怎麼衝他們,都沒有反應,現在記者寫什麼,都好像丟到水裡面一樣沒反應。


南部很多老記者,收錢風氣很盛,王玉雲當高雄市長時,每年除夕夜,都會找記者到家裡打牌,固定輸錢給記者。打牌錢還會預訂價碼,說輸三萬,就會輸三萬。南部很多老記者,收錢風氣很盛,王玉雲當高雄市長時,每年除夕夜,都會找記者到家裡打牌,固定輸錢給記者。打牌錢還會預訂價碼,說輸三萬,就會輸三萬。

另外,當時也有些報老闆只是想借辦報來「養寇自重」,進行黨內鬥爭,都是從政治考量出發,不懂得尊重新聞專業,頂多靠黨外提高身價。台灣日報老闆傅朝樞就是這樣。



後來我去美洲中時擔任總編輯,這段期間,余老闆很少干預我們。後來我去美洲中時擔任總編輯,這段期間,余老闆很少干預我們。

但後來我們刊登了希望雷根別連任的新聞,這篇文章直接傳到蔣經國面前,最後我只得離開。美洲中時後更因報導江南案而承受莫大政治壓力。1983年11月終於停刊。



總的來說,台灣報老闆的政治性都太強,即便是較天真、沒有心機的吳基福都希望能夠影響政治。總的來說,台灣報老闆的政治性都太強,即便是較天真、沒有心機的吳基福都希望能夠影響政治。

台灣媒體人應更充實自己的人文修養,對藝術文學也能涉足,同時堅守新聞專業。我不是戀舊,但報業品質向下沉淪是事實,我們從業人員新有餘而力不足啊!


1972總的來說,台灣報老闆的政治性都太強,即便是較天真、沒有心機的吳基福都希望能夠影響政治。

南方朔

一輩子的評論志業──1972年民族晚報記者


碩士去跑記者,從頭學起,且當時記者薪水很低。但也因為跑小報,奠定了新聞實力。碩士去跑記者,從頭學起,且當時記者薪水很低。但也因為跑小報,奠定了新聞實力。

因保釣運動的學生集會,於是有了案底。調查局和警總人員長期跟他「喝咖啡」。


這輩子最得意的一條獨家:蔣介石死,治喪會議是全國最高機密,但卻讓他採訪到,包括哪一天出殯和扶厝,由誰主持。因為去問了青年黨主席和民社黨主席,才跑出這樣大新聞。因此多跑各個機關,多認識人是非常重要的。這輩子最得意的一條獨家:蔣介石死,治喪會議是全國最高機密,但卻讓他採訪到,包括哪一天出殯和扶厝,由誰主持。因為去問了青年黨主席和民社黨主席,才跑出這樣大新聞。因此多跑各個機關,多認識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那時,有些新聞還用偷的。直接進官員辦公室,只要辦事人員不在,快得很,兩三秒內偷瞄公文,去打字室拿文件,或直接搶秘書桌子上的月會簿。正常時期新聞是正常跑法,不正當時期當然不正當手段囉。在那時,有些新聞還用偷的。直接進官員辦公室,只要辦事人員不在,快得很,兩三秒內偷瞄公文,去打字室拿文件,或直接搶秘書桌子上的月會簿。正常時期新聞是正常跑法,不正當時期當然不正當手段囉。


對台灣新聞界的貢獻之一,是建立了報館完整的言論系統。過去台灣新聞界的社論都是寄託給學術界,但學術界的人寫社論,不知道在講什麼。每一個報館應該是自成一個言論體系:新聞記者如果有綜合對台灣新聞界的貢獻之一,是建立了報館完整的言論系統。過去台灣新聞界的社論都是寄託給學術界,但學術界的人寫社論,不知道在講什麼。每一個報館應該是自成一個言論體系:新聞記者如果有綜合思維能力,這種記者應該變成專欄記者;假設這個專欄記者有抽象思維能力,將來應該變成主筆。


後來辦新新聞,但其實也沒什麼。其實就是解嚴後,一堆人失業,決定去辦雜誌。講偉大點,就是新聞媒體人、自由知識份子跟政治人物分道揚鑣。以前我們靠他們混,大家混在一起,現在他們有他們的舞台,我們只好辦自己的舞台。後來辦新新聞,但其實也沒什麼。其實就是解嚴後,一堆人失業,決定去辦雜誌。講偉大點,就是新聞媒體人、自由知識份子跟政治人物分道揚鑣。以前我們靠他們混,大家混在一起,現在他們有他們的舞台,我們只好辦自己的舞台。


我始終認為,記者是人生最好的觀察位置。芸芸眾生都在演戲,記者是第一排觀眾,不是演員,對於幕後部份並不清楚;但因為記者是第一排,所以門開門關,那個縫隙開開入入的時候可以瞄到裡面一點點。我始終認為,記者是人生最好的觀察位置。芸芸眾生都在演戲,記者是第一排觀眾,不是演員,對於幕後部份並不清楚;但因為記者是第一排,所以門開門關,那個縫隙開開入入的時候可以瞄到裡面一點點。

評論與文學是不可分的,必須要有很強的文學底子,古代人寫政治評論和文學都是一起的。


我認為,堅持不只是道德的堅持,包括知識的堅持都要更多。我對現在台灣媒體超級不滿意,解嚴以後台灣的媒體生態發生最大的變化,就是「公共」不見了,通通變成八卦。台灣媒體界都不好好思考,台灣哪有什麼新聞?通通都是八卦。我認為,堅持不只是道德的堅持,包括知識的堅持都要更多。我對現在台灣媒體超級不滿意,解嚴以後台灣的媒體生態發生最大的變化,就是「公共」不見了,通通變成八卦。台灣媒體界都不好好思考,台灣哪有什麼新聞?通通都是八卦。


台灣社會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脈絡下,什麼都不談,只談競爭力。離開學校之後叫你充實自己,充實什麼呢?不是人文關懷,而是競爭力。另外一部份,人就是「消費」。所以現在消費變成一個很大的價值。大家拼命地消費,最後是媒體也消費、新聞也消費,一切東西都是消費。台灣社會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脈絡下,什麼都不談,只談競爭力。離開學校之後叫你充實自己,充實什麼呢?不是人文關懷,而是競爭力。另外一部份,人就是「消費」。所以現在消費變成一個很大的價值。大家拼命地消費,最後是媒體也消費、新聞也消費,一切東西都是消費。

現在的媒體控制,還自於誰的群眾比較凶你就怕誰!這是當前媒體最大問題。


1975台灣社會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脈絡下,什麼都不談,只談競爭力。離開學校之後叫你充實自己,充實什麼呢?不是人文關懷,而是競爭力。另外一部份,人就是「消費」。所以現在消費變成一個很大的價值。大家拼命地消費,最後是媒體也消費、新聞也消費,一切東西都是消費。

吳豐山

連寫二十年個人專欄──1975年自立晚報撰述委員


在自立晚報工作,原本想從政,以新聞報導作為經驗累積的基礎。最滿意的就是寫出在自立晚報工作,原本想從政,以新聞報導作為經驗累積的基礎。最滿意的就是寫出《今天的台灣農村》的代表作,實際訪談了各類相關人士,對農村有深刻瞭解。

如此馬上被警備總部注意,因為毛澤東搞造反第一個文件就是〈湖南農民調查報告〉。


雖然長期支持並參與黨外運動,但我跟黨外激進派的想法與作法,始終有程度上的差異。我認為,打倒國民黨沒有好處,只是另一個罪惡的循環。雖然長期支持並參與黨外運動,但我跟黨外激進派的想法與作法,始終有程度上的差異。我認為,打倒國民黨沒有好處,只是另一個罪惡的循環。

辦報不造反,造反不辦報,應堅持新聞與政治各有各的領域。但黨外民主運動確實需要老百姓支持,自立晚報在那時幫忙做了這事,我認為還是應該的。政府常跟我接觸,希望我們同情國民黨主政的困難。他們以為只要自立晚報不支持民主運動,民主運動就無法發起。


我們的目的是:我們要求的這些事情,政府都有能力解決,我們並非要把政府推翻,我們只想要改革。我們的目的是:我們要求的這些事情,政府都有能力解決,我們並非要把政府推翻,我們只想要改革。

1977年,我當自立晚報總編時,開始處理升高的對抗事件。我認為民主不可擋,我在報社擔任編務工作,義無反顧地支持民主運動。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後,我們的社會記者也去採訪,做了全版報導。


和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我也認識,但我從頭到尾拒絕他的要求。而真正令人徹夜難眠的是林宅血案,我深深覺得台灣命運好可憐。和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我也認識,但我從頭到尾拒絕他的要求。而真正令人徹夜難眠的是林宅血案,我深深覺得台灣命運好可憐。

1981年到87年間,自立晚報、民族晚報和大華晚報三家晚報競爭激烈,最後自晚大勝。但後來報業競爭又進入完全不一樣的格局,自晚變成與中晚、聯晚競爭,自立無法像前一波競爭脫穎而出。

自立股東──台南幫成員,都做賺錢的事業,他們認為報紙無法賺錢。有的股東是國民黨中常委,認為投資報紙很累贅。吳三連先生去世後,增資就變成很困難的事。 



  • 一般後來自立報系轉賣他人,自立工會抗爭。他們當時抗爭,不願賣報指給他們不信任的買主。然後開始訂編輯室公約、推動編採自主等協議。我的處境很為難,我必須代表原業主進行交易,也要照顧員工利益。但我認為工會抗爭過頭,我不認為員工可以選擇老闆,員工沒有權力決定報紙要賣給誰。人認為,吳三連先生對台灣人民抗日和政治民主發展都有貢獻。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是大器的台灣人。我和他對國家社會理念大部份都是一樣的。

    早先自晚老闆是外省人,有大中國主義,後來才轉向本土關懷。在我服務的二十幾年,報社核心價值就是本土關懷。台灣人民的利益、經濟、稅務負擔、地方建設,到後來鄉土文學論戰,我們都投入心力。自立更首開風氣之先,百萬元徵求本土長篇小說,還舉辦國自立盃棒球賽等。


後來我接管公視,也面臨很大的營運壓力。而立院應該只管預算,卻干涉公視內務。我們只能想辦法讓收支平衡,偏偏政府一直砍經費,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後來我接管公視,也面臨很大的營運壓力。而立院應該只管預算,卻干涉公視內務。我們只能想辦法讓收支平衡,偏偏政府一直砍經費,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

公視後來也成立工會,我對工會有一貫的態度。我鼓勵工人組成工會,發揮影響力,這是伸張人權。不過我也認為任何事情做過頭都不好,這是天理。


回顧台灣媒體環境的演變,戒嚴時,大部分人屈從高壓,反而一些小媒體表現較好。解嚴後,大家都很勇敢,但也開始荒腔走板。現在的媒體和政治環境是亂世。回顧台灣媒體環境的演變,戒嚴時,大部分人屈從高壓,反而一些小媒體表現較好。解嚴後,大家都很勇敢,但也開始荒腔走板。現在的媒體和政治環境是亂世。

記者,應該永遠是社會改革先鋒。


1979回顧台灣媒體環境的演變,戒嚴時,大部分人屈從高壓,反而一些小媒體表現較好。解嚴後,大家都很勇敢,但也開始荒腔走板。現在的媒體和政治環境是亂世。

李旺台

美麗島事件見證人──1979年台灣時報採訪主任


大二時,台灣時報由吳基福創辦。回顧台灣媒體環境的演變,戒嚴時,大部分人屈從高壓,反而一些小媒體表現較好。解嚴後,大家都很勇敢,但也開始荒腔走板。現在的媒體和政治環境是亂世。

當時社會對於記者的評價並勿好,尤其在鄉下。我決定不去教書而去跑新聞,父親知道後很生氣。兩三個月後,報紙上出現「本報記者李旺台特稿」時,父親偷偷剪下印有我名字的特稿與圖片。


吳基福經常說,辦報紙的人怎麼能跑去當中常委。這個觀念如今看來,仍算進步。具備這些先進想法,使台灣時報成為南部第一大報,開創出與中時及聯合不同的風格與視野。吳基福經常說,辦報紙的人怎麼能跑去當中常委。這個觀念如今看來,仍算進步。具備這些先進想法,使台灣時報成為南部第一大報,開創出與中時及聯合不同的風格與視野。


印象最深是,我寫了一篇特稿,批評中山大學西子灣海岸填平作為籃球場。沒想到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正是吳基福恩人。吳對我說,「我在這方面的意見雖然一直與國民黨相左,但一直以來都是李煥在幫我。這條新聞他很不高興,雖然我疼惜你這人才,但印象最深是,我寫了一篇特稿,批評中山大學西子灣海岸填平作為籃球場。沒想到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正是吳基福恩人。吳對我說,「我在這方面的意見雖然一直與國民黨相左,但一直以來都是李煥在幫我。這條新聞他很不高興,雖然我疼惜你這人才,但……」

後來,吳把我調到資料室,並囑咐我絕不能離開,也不可以生氣,一定要忍過這段期間。三星期後,我被升調為台北特派員。


後來有機會進中時和聯合,吳卻告訴我,去那邊你寫的東西一定為被埋沒。我也逐漸將自己定位為「以南部在地觀點為思考的記者」。後來有機會進中時和聯合,吳卻告訴我,去那邊你寫的東西一定為被埋沒。我也逐漸將自己定位為「以南部在地觀點為思考的記者」。

在台北那段時間,有很多東西可以報。時常訪問黨外大頭。後來被貼上「寫黨外新聞的記者」的標籤。最後連國民黨中央黨部都跑不進去,等於被封殺。


親自見到世界人權日遊行當天,明明大家手牽手喊口號,但真不知哪來的黑衣人,開始拿鐵鎚木棍毆打憲警。之後警察就來催淚瓦斯,大夥退都來不及。這就是我看到的美麗島事件真相──黑衣圍事者真不知從哪來的。親自見到世界人權日遊行當天,明明大家手牽手喊口號,但真不知哪來的黑衣人,開始拿鐵鎚木棍毆打憲警。之後警察就來催淚瓦斯,大夥退都來不及。這就是我看到的美麗島事件真相──黑衣圍事者真不知從哪來的。

事後主流媒體就以暴民流氓來形容示威者。還派一堆明星去慰勞受傷警察。連自己都始懷疑自己支持的對象和理念。國民黨當時就是這樣利用媒體來整肅異己。


到八十年代工作後,我一直問自己,我是黨外人士還是媒體工作者?按理說,記者不應該直接參與遊行隊伍,但自己卻已那麼深入其中。到八十年代工作後,我一直問自己,我是黨外人士還是媒體工作者?按理說,記者不應該直接參與遊行隊伍,但自己卻已那麼深入其中。

我認為,把自己抽離出來的第三者寫法,是敘述黨外活動比較適當的方式,因為我們是媒體。




1987其實我很不會講話,在從政時就如此了,後來主持客家電視台政論節目,卻已游刃有餘。因為我曾每天回家就打開電視看人家怎麼說話,觀摩說話技巧,心境有很大轉變。

王健壯

破繭而出的政論雜誌──1987年新新聞總編輯 


一開始是文藝青年,幾個朋友嘗試辦雜誌仙人掌。余紀忠看到第二期,就找他去當中時人間副刊主編,那時才一開始是文藝青年,幾個朋友嘗試辦雜誌仙人掌。余紀忠看到第二期,就找他去當中時人間副刊主編,那時才24歲。

當時台灣的自由主義寫手都集中在人間副刊,形成批判的聲音,也必成警備總部、總政戰部外圍系統關心打擊的重點,前任主編高信疆就是在這種壓力下離開的。


國民黨那時不分左中右獨,只要挑戰國民黨的就是壞人。陳映真國民黨那時不分左中右獨,只要挑戰國民黨的就是壞人。陳映真和都被視為「三合一敵人」。國民黨更策動第二次文藝會談,主題就是聲討中國時報,重點就是在人間副刊、批鬥鄉土文學。


1977國民黨那時不分左中右獨,只要挑戰國民黨的就是壞人。陳映真年底,第六屆省議會時,黨外勢力第一次集團在議會出現,之前黨外在立院的只有康寧祥和黃信介。而這時省議會已經成為台灣政治中心,為了因應這個新情勢,余先生要我去跑省議會新聞。

當時不見得每個記者都會收到錢,還要大報記者才有,美其名為「潤筆費」。而且不是你寫省議員的正面新聞才送錢給你,只要可以見報、有曝光率,就有錢拿。你會看到新聞界文化和記者最脆弱的一面。跑新聞時如何面對利益誘惑?這些是在立法院看不到的景象。


我走過每一個縣市,在霧峰期間,我開始知道怎麼樣做一個政治記者。立法院新聞不是那麼真實,所以很難找到一個位子,省議會則是政治人物硬碰硬,新聞記者和採訪對象硬碰硬,另外最大的衝擊是知道「在野」是什麼、在做什麼。我走過每一個縣市,在霧峰期間,我開始知道怎麼樣做一個政治記者。立法院新聞不是那麼真實,所以很難找到一個位子,省議會則是政治人物硬碰硬,新聞記者和採訪對象硬碰硬,另外最大的衝擊是知道「在野」是什麼、在做什麼。

我二十八歲做採訪主任,後來因國民黨高層又干涉文章,故理念不合又離開中時。


後來我報導了菲律賓政變,讀了許多相關資料,並且採訪到馬可仕的老婆伊美黛,那大概是我這輩子聞過最濃的香水味。後來我報導了菲律賓政變,讀了許多相關資料,並且採訪到馬可仕的老婆伊美黛,那大概是我這輩子聞過最濃的香水味。

我最後也採訪到反對黨領袖艾奎諾夫人柯拉蓉,但那是我第一次跑新聞落敗,聯合報記者周玉寇比我早十七小時訪問到艾奎諾。我以前跑新聞都不輸人啊,雖然第一次落敗,但我比周採訪到更多人,我是亞洲第二個專訪政變領袖安瑞利的記者(第一個是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



1987菲律賓回來後,我被調去籌辦時報新聞週刊。我們翻譯了德國明鏡周刊的文章,裡面寫蔣氏家族在台灣推行法西斯統治。老先生看了質問我:為什麼要提法西斯統治?我們跟你講過多少次,蔣家父子沒有過世之前,你要尊重他們。年解嚴,同年3月12日新新聞創刊。以前台灣媒體只有兩種:一是以報紙為主的大眾媒體,但受限於三大張、政治禁忌等限制,無法像黨外雜誌大鳴大放。二是黨外雜誌為主的小眾媒體,但在民進黨成立後也走到歷史任務的末期,只能伴演主流媒體的補充角色。


新新聞強調要做「自由報業第一聲」,我們參考了許多國外雜誌,嘗試摸索自身路線與核心價值。我們是第一個翻譯美國國務院解密資料、帶頭做張學良、孫立人等資料的媒體。我們也沒有金主,而是每個人借三五萬湊出來的,所以每人都是老闆。新新聞強調要做「自由報業第一聲」,我們參考了許多國外雜誌,嘗試摸索自身路線與核心價值。我們是第一個翻譯美國國務院解密資料、帶頭做張學良、孫立人等資料的媒體。我們也沒有金主,而是每個人借三五萬湊出來的,所以每人都是老闆。

但坦白說,一開始大家都是有想法沒辦法,有意見沒主張。其實我不怕政治壓力,新新聞真正問題還是經營壓力。


解嚴已二十年,台灣社會出現反政治傾向時,新新聞卻還以政治為主,越來越無法跟解嚴已二十年,台灣社會出現反政治傾向時,新新聞卻還以政治為主,越來越無法跟《商業週刊》的輕型故事競爭。

不過這幾年雜誌社最大問題是人才流失。商周成功、中時聯合競爭、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引進等,都讓新新聞人才大量流失。文化再難累積、傳統無法延續,讓人感傷。


嘿嘿嘿事件與對紅衫軍的報導也讓我們面臨重大壓力。嘿嘿嘿事件與對紅衫軍的報導也讓我們面臨重大壓力。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批判文化消失,批判精神扭曲。媒體也受到影響。

當然我也有挫折過,曾經累到不只想放棄記者身份,還根本想重新做一個人。


回看這一生,很後悔沒帶老婆小孩好好出國玩一趟。回看這一生,很後悔沒帶老婆小孩好好出國玩一趟。

我是受自由主義理念驅動的人,但我也知道市場。我跟自己對話當中產生的最大痛苦是,大眾媒體到底能做到怎樣的幅度與深度?黎智英常常笑我說,王健壯的肩膀上是一整個台灣,肩膀就被壓下去了;當然獨派可能會說我的肩膀上是一個中國吧,哈~